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有一种怯懦叫宽容
作者：狄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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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宽容是离不开社会正义的；离开社会正义的宽容是软弱的，是自欺欺人的。这样一条原则不仅适用于世俗社会，甚至是在宽容的源头——宗教宽容里也得到了很好地体现。比如，在一个独立的教会里，人们出于对上帝的虔诚，可以宰杀小牛小羊甚至烧烤小牛小羊身上任何部位的肉以为献祭，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蒙上帝悦纳，小牛小羊又是自己家的，长官和他人就无权禁止；但如果有人别出心裁，认为牛羊献祭不时髦，他要以婴儿作为祭品——像古代中国以童男童女祭神一样——就万万使不得。因为这侵害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那么，宽容与社会正义究竟何者更重要呢？我认为是社会正义。因为社会正义实现不了，宽容就无从谈起；而宽容实现不了，社会正义率先实现了，宽容就可以随着人们的信仰实践、文明程度的提高逐步解决。《圣经》上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可见，不公不义直接影响的是人们的心灵。它使许多人的爱心绝望，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公义。如果把一个社会比作一条大江大河的话，不宽容污染的是水流，不公正则污染的是水源。
三
2005年6月21日，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对一宗四十一年前杀害三位民权工作者的历史遗案进行了重新审理。这个由九名白人陪审员和六名黑人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经过六个小时的密商，最终裁定：八十岁的三Ｋ党前领导人埃德加·雷·基伦涉嫌谋杀三位民权工作者的罪名成立。法院裁定他共犯有三项杀人罪，分别处以最高二十年的监禁，刑期累计为六十年。这意味着基伦除非活过一百四十岁，否则再也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
据报道，在这次庭审过程中，由于很多在1967年的庭审中作证的目击证人都已经死去，因此，法庭这次播放的是他们的录音。根据这些证人的录音，基伦当时不仅是当地三Ｋ党的主要负责人，而且还亲自策划了此案的所有过程及细节。
1964年，一个名叫“自由之夏”的计划在美国年轻人中广受欢迎，该计划号召年轻的志愿者前往美国种族主义最盛行的州开展民权活动。6月21日，两名白人大学生施沃纳和古德曼、与一名黑人大学生钱尼，应召来到密西西比州的纳什巴县。他们访问了黑人住宅区，查看了被三Ｋ党纵火焚烧的黑人教堂。可他们哪里知道自己早已被当地的三Ｋ党盯上。下午三点多，他们准备启程返回的时候，该县长官助理塞西尔·布莱斯以超速行车为由把他们拦截下来。在警察局里，他们曾要求与外界通话，但遭到拒绝。可奇怪的是，在关押了整整八小时后，他们又出人意料地被宣布释放。可这一释放，人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事后的调查表明，这一切都是三Ｋ党的欲擒故纵之术。布莱斯将他们拦截下来以后，立即报告了该县三Ｋ党头目埃德加·雷·基伦。基伦当时是一家锯木厂的老板，还兼职做传教士，在接到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会议，制定暗杀计划，对购买橡胶手套、掩埋尸体、建立攻守同盟等都作了重要指示。在详细地交代完整个行动的细节后，这个美国三Ｋ党纳什巴县的头目调头前往殡仪馆去悼念一位去世的叔父，从而制造了一个不在案发现场的假象。
整个行动由布莱斯负责实施。在差不多已快开出该县地界的时候，钱尼等人的车被尾随而至的两辆汽车团团围住。他们被塞进了布莱斯的汽车，并被带到了不远处的一条偏僻小路上，一个叫罗伯茨的党员开枪射杀了他们。行凶后，他们将三人的尸体埋在了一个人工水坝的深处，并在上面堆了成吨重的泥土。尽管三Ｋ党党徒矢口否认杀害前曾殴打过他们，但在检查了遇难者从头到脚的伤势后，验尸官叹息说，只有铁链和棍棒才能将三位年轻人变得如此面目全非。除了飞机失事，在普通的刑事案件中，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惨不忍睹的伤势。
当时的约翰逊政府对发生在密西西比的三位民权工作者“失踪案”极为重视，甚至出动了FBI和海军预备队参与搜寻，但由于当地居民不配合，四十四天后才找到了尸体。在掌握了来自三Ｋ党党内“线人”的线索后，警方雷霆出动，逮捕了所有参与谋杀的相关嫌疑人。但是，凶手并没有立即被绳之以法，原因在于密西西比州的检察官同情三Ｋ党，拒绝对嫌疑人提出指控。在拖了三年之久后，美国司法部于1967年对包括基伦、布莱斯在内的十九名涉案人员提出指控，但罪名并非谋杀或杀人，而是“侵犯三位民权工作者的民权”。2004年底，受害者的家属强烈要求该州正视历史污点，密西西比州于是再次成立了陪审团，重新审理四十年前发生的这场惊天悬案。2005年1月6日晚，基伦在家中被警方逮捕，而此时他已是一个八十岁的耄耋老人，这场谋杀案也已整整过去了四十一年。
尽管我在网上早已知道了这条消息，可宣判那一天，当我在电视上看见，老态龙钟的基伦戴着眼镜，鼻子里插着氧气管，面无表情地坐在轮椅上接受审讯时，我的内心仍然生出一种久违的庄严。一种对来自星空深处律法的敬畏，伴随着对人间正义孜孜追求的钦佩，使我几乎忘记了这是对一个病残老人的终身判决。尽管迟到的正义不算正义，可当这个和我们一样有妻子儿女、能跌倒、会撒谎的人企图通过隐瞒逃脱正义的惩罚时，上帝之鞭还是在他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赶上了他。要不是四十一年前那滩恶梦般的鲜血，这个前锯木厂的老板本来可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可现在他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剩下的所有岁月。
与此案的审理差不多同时，世界各国都在纪念二战胜利六十周年。一个名叫西蒙·维森塔尔的九十七岁老人也于是年的9月20日，在自己的维也纳公寓中病逝。这个世界著名的“纳粹猎人”1908年出生于乌克兰，二战期间，他亲身经历过轮转十二个集中营的悲惨遭遇，最后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被美军解救。虽然他和妻子得以从集中营里逃生，但是他们所有的亲人都死了。战争结束后，作为不多的幸存者，维森塔尔开始了对纳粹战犯的持久追捕。几十年间，他跟踪调查了六千多起纳粹案件，其中一千一百名罪犯被绳之以法。正是他追踪到了长期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情况通报给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最终让这个战争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还发现了曾逮捕《安妮日记》的主人公、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让《安妮日记》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维森塔尔的工作争议很多。有的人很不理解：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纳粹逃犯都已是风烛残年，为何还要对他们穷追猛打？维森塔尔回答说，他追踪纳粹战犯的目的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并说他现在已经不被自己内心关于宽容和仇恨的矛盾所煎熬。他明白要避免历史重演的唯一途径就是铭记历史，他比活着的任何人都明白忘记历史的危险。
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现实而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反思历史和战争赔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走出了耻辱，走进了文明。1958年11月，德国成立了“追查纳粹罪行总部”，开始对数以万计的案件进行调查。据统计，截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德国共进行了九百多次对纳粹分子的审判。每有线索，检察机构就锲而不舍地追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尤其可贵的是，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对战争赔偿也毫不含糊，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和犹太人进行了巨额赔偿。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了一千零四十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十万受害者支付六点二四亿美元的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