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补白的工作

作者：孙康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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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于对于“过去”的重新关注，我也庆幸自己能对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文学史作了一些“补白”的研究工作。例如，在最近一篇有关金天翮（1873-1947）的文章里（已译成中文，将在国内《中山大学学报》刊登），我曾讨论金如何发挥苏州人以诗证史的强烈抒情声音——那是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以降，苏州在世人心目中所代表的一种以诗歌见证人间苦难和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声音（另一方面，苏州则以自成格局的园林著称，被艺术家塑造为宁静悠远的梦幻境界）。在目前的学术界里，大多数的学者只记得金天翮那部鼓吹女权的先驱作品《女界钟》（初版于1903年），但却忘了在当时的时代里，金的革命思想和诗文创作曾风靡一时。而且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上，金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金是宫崎滔天（1870-1922）的著名自传《三十三年の梦》（孙中山序）的中译者。此外，金主要还是因为受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名作《妇女的从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的影响才写出《女界钟》一书，从此大力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自救自强的关键。不幸的是，尽管金的作品在许多方面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前驱意义，今天它们大都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意义被过分夸大。事实上，正如拙文所展示的，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十年里，金天翮已经提出了许多五四运动的中心议题。我认为，为了躲避当时的书报审查制度，金在自己发表的作品里频频更换笔名，他在日后的湮没不显与此不无关系，因为绝大多数现代读者没有意识到那众多的笔名实际上属于同一作者。可是更加值得引起焦虑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近代文学的总体忽略。像金天翮这样身处大时代转型时期、兼作旧体文学和新文学的作家很容易被当代学者所遗忘，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必须附带一提的是，有关传统与现代的分期问题，我曾受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多方启发。王德威是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那一章的作者。王德威教授不用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也不是用1840，而是用1841。这是因为1841具有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那年是龚自珍去世的一年，用1841年作为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一方面代表西方的观念进来了，但一方面也象征着龚自珍和魏源那一代“传统派”的人士对现代性影响之大。所以我们可以说，所谓中国的现代性，也有源自中国人本身传统的现代性，不能说所有的现代性都是外来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外来的影响和中国自身酝酿产生的现代性都要同时考虑到。
　　总之，在研究学问的旅程中，我发现自己一直是个寻求新知的“学生”，一直在努力寻找、努力学习，也一直在试验中。如果说，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也只是在趁着给自己增长见识的机会里，姑且为文学史作一些补白的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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