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殷海光故家的几件往事
作者：李文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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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跺”是海光先生在上巴河的外号，“跺”，黄冈方言脚有点不方便的意思，但还没有到“跛”的程度。福跺，解释成普通话就是：“福生的脚有点不方便”，或倒过来说：“脚有点不方便的福生”，说的只是一个生理特点、现象，没有什么褒贬意。
海光先生的脚是怎么不方便的呢？原来是他九岁时在四方塘游泳，把脚崴了，很厉害，怕大人责怪，回家后不敢说，等到父母发现时，踝骨严重变形并发炎，送到汉口协和医院动手术，伤是诊好了，终究是延误了治疗，留了点残疾。海光先生在1967年6月14日写给殷乐义、林毓生等亲友的信中说：“我儿时为治脚痛，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指的就是这件事（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说起来还有个巧事，海光先生出生后，算命的说，这孩子命中有三个五——民国五年一个五、十五日一个五、午时（谐音）一个五——不吉利，须带残疾才能养大。殷家是虔诚的基督徒，未在意算命的话，哪知终究是带了点残疾。
少年罗素迷
少年时代的海光先生就迷上了罗素的著作，并尝试着从英文译成中文，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被人称为小罗素迷。他十六岁的那年冬天，子平公让他到距上巴河约八十里路的老家殷家楼去办事，他的二伯父子林公一家人还住在那里。那时候没有公路，出门完全靠两只脚走，有时还得挑担子。
到他二伯父家办完事后，天色已晚，他点起油灯，旁若无人地看起随身带的一本罗素的著作，直到鸡叫两遍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曚曚亮，他心里记着家里的事，翻身起来就往回走。到底是少年人，半下午回到家后，才发现书不在身上，顿时着急起来。回想半天，最后断定是昨晚临睡时塞在枕头底下了，他说了声到殷家楼去拿书，扭头就走。他母亲和姐姐把他一把扯住，说天色已晚，又要下雪了，以后再说。他不听，非走不可。家人拗不过他，只得一再叮嘱注意安全。
哪知雪越下越大，几个小时就白茫茫一片，四野空无一人，少年海光迷了路！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急得他在旷野里大喊：我是殷家楼的殷福生，有没有殷家楼的人，出来帮我引个路啊！边走边喊，也不知道走得对不对。正在他焦急之时，一个老人牵着牛从雪地那边走过来，听他大喊，问明原因，把他送到了殷家楼。
海光先生离开故乡后，家里人特别是父母非常思念他，每当谈起他，都要提到这件事。
表姐弟的婚姻
前文说到，海光先生的父母是嫡亲的姑舅表姐弟，这种婚姻是中国过去的传统，很普遍的，不仅在小说戏曲里多有表现，就是现在年龄稍长的人群中也不少见。
但过去人们认识不到这种婚姻带来的负面问题，就拿殷家来说，海光先生兄弟们的智商虽是超群的，但身体都不好，共同的问题就是胃的毛病，而且遗传到了第四代。另外就是海光先生兄弟中没有高寿的人，海光先生去世时只五十三岁，他的二弟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四岁，三弟是自杀的，他的姐姐也只活了六十二岁。海光先生的父亲子平公是１９６３年５月去世的，享年七十九岁，他母亲是1965年去世的，享年八十一岁。
浩生先生的最后一点牵挂
1970年，家父因是四类分子（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汉口花楼街派出所和红卫兵强行遣送到湖北省罗田县朱元洞大队（原属黄冈县）。朱元洞地处大别山区，老百姓虽然贫困，但淳朴厚道，古风犹存。家父懂一点医道，为远近百姓免费看病施药，加之1949年以前家父三十余年泽被桑梓，所以，不仅社员群众很尊敬照顾家父，就是朱元洞大队小队的干部甚至三里畈公社书记张奎生对家父也一直很客气，没有让年迈的家父出一天工，当地百姓评价家父道：“只有千里路的人情，没有千里路的威风。”真是公道自在人心！我们每月将三哥寄回的生活费转寄去，家父说，他到了世外桃园。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例外吧。1973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家父正在房里看书，突然走进来一个人，斜挂着一顶草帽，朝着家父大声说：“二哥，还认不认得我？”家父抬头一看，惊诧地脱口说道：“是晚生呀！”浩生先生大笑道：“二哥，我们今天谈一天诗，好不好？”家父笑道：“好！”于是，两个二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友，乍一见面，什么家常话都没有说，径直谈起了诗词。
午饭后，两人也没有休息，继续谈诗词。古代的，现代的，朋友的，谈不完。其间浩生先生说道：“二哥，你做的‘冒雨排棉渍，迎风播豆苗’该是多么自然贴切！”家父吃了一惊，道：“你怎么还记得？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浩生先生微微一笑，没有做声。家父叹了口气，说：“我到这里来三年了，也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七十余年起落多，每逢失意读诗歌。’”浩生先生听后默然良久。
第二天早饭后，浩生先生飘然离去。不久，就传来了他自杀的噩耗。
想起这些往事，心里惨然！浩生先生的刚直潇洒，他爽朗的笑声，仿佛就在眼前。二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友，该有多少推心置腹的话要说，该有多少辛酸的往事要倾诉！然而，他是那样洒脱！他没有让任何人分担一点他的痛苦和不幸！他无家无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当他决意离开这个世界时，唯一想做的，就是到百里之外视若兄长的朋友那里谈一天诗——那毕竟是几千年的罪恶专制历史中仅存的一点美好的东西——他满足了，也就毫无牵挂地离开了这个让他受尽屈辱和折磨的世界！
大哥雷雯生前曾写过一首悼念浩生先生的诗《船过赤壁悼晚爷》，录在这里，也算是我对饱受磨难去世的父亲、浩生先生和大哥的悼念：
忆昔髫年山路遥，梅花瘦马过霜桥。
云深月黑惊风吼，带血冤魂化怒涛。
献身基督
海光先生的父亲子平公是基督教的牧师，他献身基督是受他大哥的影响，他大哥殷子衡老先生是基督教武昌圣公会圣三一堂的牧师。但他们兄弟信仰基督正式受洗是民国初年的事，说起来这事还跟反清革命连在一起。
清末，在舅父吴贡三的影响下，子衡公和贡三公以及熊子贞（十力）等加入以著名革命领袖刘静庵为主、陆费逵等为副的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并成为日知会主要成员，为反抗专制统治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工作。1907年1月，因叛徒出卖，包括刘静庵、吴贡三、殷子衡在内的九名日知会骨干被捕，史称“丙午之狱”，亦称“日知会案”。在狱中残酷的刑罚面前，九名日知会员个个都是视死如归的铮铮铁汉，子衡公被打得“背肉横飞，血流湿裤”，血肉都飞溅到旁边被绑的日知会员脸上，在各种酷刑下几次死去活来，仍坚贞不屈！清吏威胁杀头，日知会员朱子龙引颈大叫：“杀！杀！杀！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尤难！不杀不多，杀！杀！杀！”浩气冲天！众多日知会员亦放声大骂大笑，置生死于度外，吓得主审的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当堂拉了一裤子。当局本拟砍头，九人亦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在武昌的基督教圣公会美国籍主教吴德施（L.H.Roots）的极力营救下，美国驻北京公使出面干预，这九位英雄才未被杀害（见《武昌革命真史》）。
子平公时至武昌狱中探视，子衡公《狱中日记》载：“三胞弟子平来，是夜同予宿，未解衣带，时呜呜哭，终夜不已，以为予必不能久于人世。”时狱中大疫，日日死人，子衡公受酷刑后复受传染，血痢不止。子平公忧心如焚，冒着过膝的大雪回乡为子衡公求医，手足情深，哀感于兹！（见《武昌革命真史》）
在刘静庵的影响和导引下，子衡公在狱中皈依基督教。武昌首义成功后，子衡公方始出狱。他买舟东下，但沿途所见皆与平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出入太大，心缘物感，情随事迁，于政治甚为灰心，遂正式受洗，献身基督，颐养天年。
子平公受乃兄的影响，终生笃信基督，形成他博爱、平等、宽厚、谦和、与人为善的性格特色；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教育又将他塑造成传统文化的“士”，讲究仁义道德，修身养性。所以，子平公身上融汇着中西文化中最美的思想核心——仁爱、善良和慈悲。从子平公身上，我们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的最根本之处都是相通的、同源的，那就是——悲悯的情怀和深沉的爱。
子平公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但不论怎样艰难，他身上博爱的基督献身精神和仁德的儒家人格力量受到人们的极大尊重。尽管影响子平公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尽管他过着穷困的生活，但他不因人事沧桑和生活重压而气馁，而颓丧，他坚定着他的信仰，他拥抱着上帝的爱，他给予的是上帝通过他的手带到人间的一片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