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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士人效忠对象的差异（外一篇）
作者：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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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无限威权，使许多人自认“顺民”、“忠臣”，希冀“好皇帝”君临天下，致使国泰民安，这可以称之皇帝梦的一种——“明君梦”。即使一些皇帝并不英明，国不泰、民不安，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之于某一级次官吏的腐败与枉法，认定皇帝本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故深怀冤屈的人，常把平反昭雪、解救危厄的期望寄托在皇恩浩荡之上（实施者称之“清官”），故尔“告御状”成为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一个不朽题材。这种“明君—清官梦”，是一种依恋皇权的梦，可以称之间接的“皇帝梦”。它不可能发生在商、周封建时代，因为那时的民众受辖制于某一层级的贵族领主，而与天子并不相干，期望之“梦”做不到天子那里去。反之，皇权时代裁削多层次的封建领主，通过朝廷命官征收赋役、执行诏令，使君权直逼老百姓的种种生活层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概莫能外，于是，淳朴而良善的人们只有企望“明君”降世，纷纷做起了“恋皇梦”。
此外，还有一种直接的“皇帝梦”，这是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物试图取代现存皇朝的梦想。这种民间梦想，也只能产生在专制帝制社会，因为，此前的封建社会，权力来源于宗法世袭与封赐，身处下层等级者无法企望，故商、周千余年间没有发生过农夫起义，只有贵族革命（所谓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和诸侯兼并战争（所谓杀人盈野的“争城之战”、“争地之战”），偶尔发生“国人暴动”，驱逐君王，但取代者仍然是宗法贵胄。至战国初，宗法制松弛，卿大夫取代、瓜分公室屡屡发生，震撼力最大的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顺应此种时势，禅让古制被请出来作说辞。二十世纪末叶出土的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学者考证，可能作于分晋代齐之际）盛赞禅让，其文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专”，“禅而不专，圣之盛也”。这大约是将战国初年分晋、代齐归于禅让，从而肯认权力转让的合法性，所谓“爱亲故孝，尊贤故禅”，“禅，义之至也”〔2〕。稍后，燕国禅让失败，引起兵血之灾，质疑禅让的议论随之而起。《孟子·万章》载，孟子否定尧舜禅让的实存性；《荀子·正论》载，荀子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后之论者，更有直指禅让的虚构性，认为往古有的只是权力的武装争夺。笔者以为，氏族制时代存在着原始民主，首领推举与强力争夺并存（现代人类学家在原始部落的调查证明此点），《尚书》所载禅让制，是对其做了理想化表述，透露出某种“史影”，不能视作全然虚构。至于后人对禅让制的品评与取舍，则取决于评论者的时代诉求。
总的说来，宗法封建时代权力的分封与禅让，都披挂着神圣、神秘的外衣，而进入皇权时代，权力虽然继续被神圣化、神秘化，但权力世俗化是无可遮掩的历史走势。皇权时代呈现的实态是：权力，包括最高权力——皇权，大都来自武力争夺，不仅贵族、官僚，如东汉末的袁绍、袁术、孙坚、曹操，隋末的李渊，后周末的赵匡胤，纷纷参与夺权，有的终于“皇袍加身”，连丧失传宗接代功能的宦官，如明英宗时的太监曹吉祥也觊觎皇位。更有最底层者，如农夫陈涉、流氓刘邦、没落贵族项羽、私盐贩黄巢、托钵僧朱元璋、渔家陈友谅、驿卒李自成、边兵张献忠、落第秀才洪秀全，借助某种际会风云，揭竿而起，成为皇权的有力追逐者，都曾称王作帝。“中原逐鹿”这一则成语道破了个中奥妙。《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齐人蒯通的名论：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这里的“鹿”，比喻政权、皇位，并非一定由世袭贵胄去争夺，那些才能高、动作快的下层人士也有机会得到它。仅就秦末言之，这种逐鹿的“高材疾足者”绝非个别。
《史记·陈涉世家》载，贱为农夫的陈涉一次在劳动间隙，有感于自己的贫贱和统治者的富贵之间的巨大悬殊，向一起耕作的农夫发慨叹：“苟富贵，无相忘。”听者认为是妄想，大不以为然，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所谓的“鸿鹄之志”，即富贵之志，而“富贵”的极峰便是当皇帝。陈涉起事以后，争做王侯的意念更趋明确，他在动员造反者时高唤：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涉毫不含糊地向权力世袭的贵族政治提出挑战，起事后自立为将军，随即称王，号“张楚”（意谓张大楚国）。这在实行贵族政治的封建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整个商、周千余年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此类庶众起而称王的事件，西周末期的国人暴动，是无法忍受厉王虐政的国人驱逐暴君，国人并无取代之意，接替王位的仍是周王室中人：至于晚周的“犯上作乱”，不过是贵族的逾级僭越，如鲁国大夫季氏的“八佾舞于庭”之类，最严重的事态是下级贵族瓜分公室，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政权仍是在贵胄间重新分配。而在皇权时代，却屡屡发生农夫造反、平民称王，最高统治权被天下人竞相争夺。秦末陈涉首次以平民身份争夺王侯以后，夺取王侯之位被认为是世人的共同嗜好，甚至被释为“圣人”的念头。《金史·辛愿传》称：
王侯将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亦不避。
这里的“圣人”，只能视作皇权时代的“圣人”，此前处于封建时代末期的孔圣人、孟亚圣从未流露过称王作侯的打算，他们把自己定位在王者之师。而到了皇权时代，民间已经相当普遍地做起“皇帝梦”，《西游记》中的孙行者说得很直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陈涉攫取王侯之位的想法并非特例，与其共时代的同志，清清楚楚载之正史的便有刘邦、项羽两位，而且这两位当皇帝的愿望更为明确。
《史记·高祖本纪》对早年身处底层的刘邦的思想活动有所载记：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
《史记·项羽本纪》记身为楚国旧贵族的少年项羽与叔父项梁看到出巡的秦始皇的盛大车队，钦羡其威风，顿生取代之念。文曰：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项梁为侄儿项羽“取而代之”的狂语万分惊惧，因其有可能引来灭族之祸，但项梁内心却对项羽称奇赞叹。太史公的神来之笔，将皇权时代庶众的皇帝梦昭显得颇有层次、极为真实可信。
元人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称：
始皇南巡会稽，高帝时年二十有七，项籍才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
刘邦、项羽因倾慕皇帝的尊贵而产生的“彼可取而代也”的梦想，是许多改朝换代之际的勇敢分子的共同野心。此类心理的生成机制，除皇帝无上尊荣所产生的诱惑外，更与皇权时代权位获得与更替的原动力有关：统治权并非如封建时代那样仰赖宗法遗传，而是当社会矛盾白热化之际，由某一强力集团的代表人物凭借暴力争夺得来。
秦以降的专制帝王虽然也尽力给自己的得位涂抹上神学色彩（“真龙天子”、“奉天承运”之类），但铤而走险的叛逆者并不信服此种说辞，他们不相信现任皇帝一定是“真龙天子”，却从历史真实中归纳出“彼可取而代之”、“强者为王”的法则。《水浒传》中的李逵口口声声唤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当“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当“小宋皇帝”，心存接受招安之念的宋江虽一再制止黑旋风，但在众多梁山好汉看来，李逵这番话也颇为中听，这大约是那个“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梦想在众头领心灵深处起着作用。
专制帝王试图用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抬举一姓之尊，提升皇族的神圣性，但此法只能行之于一个朝代之内，如刘氏之尊，可行之于两汉，为宗室刘秀的中兴汉室、刘备的建立蜀汉发挥重要作用，但延及魏、晋，曹氏、司马氏相继而起，刘氏则丧失感召力，“正统”也随之转变。李唐、赵宋、朱明、爱新觉罗清皆同此例。总之，在皇权时代，中国的皇帝固然赢得某种神学光环和宗法论证，是至高无上的尊崇对象，但大体而言又是一种世俗的、可以争夺的目标。民众并不无条件地崇拜它，在某些时刻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屣，直至取而代之。这与日本的天皇制颇不相同，天皇被日本人普遍视为天照人神的嫡子，是不可直视的神，更不可想象去夺取其位。在千余年间，日本的天皇是一系承传的，唯独发生过一次平将门自称天皇的事件，很快便被讨平。而且，平将门也是天皇后裔，自认有得位的天神身份。与日本形成比照的是，在缺乏宗教情怀、宗法制又已变态的中国皇权时代，皇位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是强横者彼此夺占的第一把交椅。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们，在某些特定时段（多半是一个朝代发生统治危机的关口）不惜以命拼争皇位，结果无非是两种：“胜者王侯，败者寇”，王侯与寇贼的区别仅在成功与失败。
如前所述，皇权时代还有另一种间接的“皇帝梦”，即期盼好皇帝给社会带来统一、平和、繁荣，给个人提供升迁发达的光明前景。这是皇权时代常态下许多人的梦想，梁山好汉中史进、林冲、武松等武艺高强的人物，也曾企求“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后来终于被黑暗政治（运作者总称“贪官”）“逼上梁山”，并对现行皇帝失却希望，拒绝招安。而梁山好汉的主持者宋江、卢俊义等人，则始终对现行皇帝心存幻想，孜孜以求于朝廷的招抚，走着“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一部《水浒传》状写的造反者，主流确乎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金圣叹点评曰，《水浒传》起首，“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而宋江们所“反”的，仅仅是“自上作乱”的高俅们，对重用高俅的徽宗皇帝却寄予无限期待。与项羽、李逵们“彼可取而代之”的“皇帝梦”相较，宋江、卢俊义们的“招安梦”，豪气大失，而奴气十足，故人们往往欣赏项羽、李逵式的富于英雄主义色彩的“皇帝梦”，而鄙弃宋江、卢俊义们的接受皇帝招安的梦想。从审美角度论之，这一好一恶似有道理，但从历史价值判断之，两种梦想实出一辙，都覆盖在“皇权”的大纛之下。皇权时代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皇权主义者，区别只是人们做着两种类型的梦：一种是在现行皇帝之下的梦，企图从现行皇权那里分得一杯羹：另一种是取而代之，自做皇帝的梦。两种都是“皇帝梦”，全都脱不出皇权主义的轨迹。
我们在商、周封建时代找不到这两类做梦者，却在秦汉以下列朝处处遇见这样的做梦者，这种梦想演绎了两千多年，直至近代，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土壤，皇帝梦才渐渐幻灭，不过其影响不可低估。孙中山多次警告革命者，不得有皇帝思想；他还一再举太平天国洪、杨内讧之例，指出“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直到革命掀起民主共和风涛，孙中山呼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此一1906年发表的谠论，昭示着共和时代的来临；而1911年清帝逊位，标志着皇权时代的历史册页从总体上已经翻过，当然，皇帝梦的感应力还远未荡尽。
注释：
〔1〕〔2〕转引自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62～265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