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藏北无人区湖泊科学考察散忆
作者:范云崎 温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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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誉。它的隆起是近数百万年来地球自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揭示其奥秘,具有独特的科学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组织了多次各种类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历史丛书》已将这一专题列入出版计划。本刊从中选择湖泊学家范云崎先生的口述史料发表,主要是回忆他于1976年身赴藏北无人区考察的经历。
范云崎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生。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学系,曾任南京地理与湖泊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长期从事湖泊水文学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了《青藏高原湖泊志》、《西藏高原河流与湖泊》等五部科学专著的编写。
1.我参加了藏北分队的考察
我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工作。在文革中,研究所一度被下放给省里,改称江苏省地理研究所。1973年成立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时候,我们这个省辖所没能及时参加。当时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名叫蒋宗鲁,他认为青藏高原湖泊研究很重要,就亲自去北京找了孙鸿烈〔1〕,要求我们所也参加青藏考察。当时孙鸿烈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考察队队长,所以1976年我们才参加了青藏高原考察队。任务确定后,我们所十八位搞水文的同志都参加了体检,最后就挑选了我和区裕雄两人参加。
那年,青藏高原考察队有四个分队,我参加的是藏北无人区分队。在半年多时间的考察中,我在藏北无人区考察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湖泊,收获很大。
我们按照湖泊考察规范带了各种设备,包括橡皮船、超声波测深仪、深水温度计、化学分析箱等,用来测量水深、水温、化学成分、湖流、生物、含盐量等;通过湖水的断面考察来评价水量平衡,湖水的物理、化学性质等。
1976年4月23日,我们离开南京赴青藏高原。在准备阶段,蒋宗鲁书记要求全所支持青藏考察,让全所二百多人为我们开绿灯,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并为我们买了当时最好的照相机——珠江牌120相机。蒋书记还让一位党委委员朱通华同志负责护送我们到成都。这种情况当时受到了孙鸿烈队长的大会表扬。
5月1日我们从成都飞到拉萨市。我那时三十八岁,因为身体较胖,高原反应很严重。在成都出发时称量了体重,到10月22日离藏回到成都时再称,整整减少了二十三斤。
我参加的藏北队是最艰苦的一个队,队长是王震寰同志〔2〕。全队有三十二位考察队员,其中科技人员十六名,共十二个专业。他们是:李炳元、张知非、邓万明、冯祚建、李明森、陈宜瑜、文世宣、郎楷永、李渤生、范云崎、张普金、蒋忠惕、张家盛、陈百明、刘关键、姚宗虞。多数是一个人一个专业,比如说搞湖泊的就是我一个人。我同时要考察湖泊地貌、化学、水文、生物等。在南京时我就向许多专家学习,学会了使用各种仪器。还有十六位是辅助人员,有人民画报社的、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还有报务员、炊事员、医生和驾驶员等。科教电影片《世界屋脊》就是详细记录我们队那次野外考察、生活情况。我们的副队长江措同志是一位藏族干部,曾经在西安民族学院学了三年汉语。他当时还是双湖县副县长。
2.离开色哇时闹了一个笑话
我们考察的第一阶段的计划是骑马考察,由当地政府募集马匹和召集民工,共有二十三位民工参加,募集了六十五匹马、一百零七头牦牛。帐篷、行李、仪器、马料等等都是牦牛驮,民工负责管理这些牦牛和马匹。
起初传说考察区有叛匪,需要一个班的战士跟着,后来计划有变。因为色哇再往北去,气候更加恶劣,没有草,也带不了那么多马料。沿途极稀疏的紫花针茅草(这个草马和牛都吃)这一百多头牲畜可能就吃不饱了,如再带战士和马匹,牲畜就更吃不饱了。后来还给我们每人发一支枪,以解决安全问题。
在拉萨适应和培训之后,5月29日早晨两点钟,汽车送我们到达最后一个居民点色哇。那时那里只有二三十户人家。
色哇海拔四千七百多公尺,条件很艰苦。因为缺乏维生素,我们每人的嘴唇都裂开了口子,不能笑着大声说话,有些人连吃饭都困难。当地人就给我们送酥油,让我们喝酥油茶,说喝酥油茶嘴唇就不干裂了。我不喜欢那个味道,根本喝不下。但有些人能喝,可是他们的嘴唇还是开裂。所以说明那个地方确实是十分艰苦的。
到色哇后,我们一方面学习骑马,一方面在营地周边进行科学考察。王震寰队长是军人出身,还教我们打枪。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的陈宜瑜〔3〕和中科院动物所的冯祚建同志喜欢打猎。我们在那里吃过原先给皇帝上贡的雪鸡,就是他们打的。王震寰队长对打野生动物有三条原则:一是制标本的时候可以打,二是遭到动物袭击时可以打,三是改善伙食的时候可以打。
6月9日出发。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是正式进入无人区考察,大家都十分重视。我的日记记下这样一段:
清晨,天还未亮,大家就起身了。拆帐篷、整行装、备马车,整装待发。早餐吃的是大米饭和红烧兔子肉。昨天下午动物专家冯祚建和水生生物专家陈宜瑜二人为今天启程专门上山猎获了十九只野兔,除早餐大家吃个够外,每人还分带一条腿和一段腰身,以备途中之需。
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各人牵着自己的马,整齐地站在前来夹道送行的藏胞中间。
九点整,当王队长仍似当年骑兵团团长那样用铿锵有力的声音下达“上马出发!”的命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先是突然有几位队员因马受惊而跌倒在地,然后其他马匹也跟着乱蹦乱跳,全然不听指挥。顿时,队员们跌的跌、爬的爬、人仰马翻,欢送场面一片哗然,好不热闹!
原来,今天各位队员都是全副武装打扮:身穿颜色鲜艳的鸭绒衣,肩挎半自动步枪,胸前挂着照相机、望远镜,腰间的皮带上还挂着罗盘仪、高度表、兔子肉等等。再加上黑色的墨镜、白色的太阳帽等,有的乘马似乎早已不认识自己这样威风凛凛的主人了,于是突发了上述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一幕。
不过“骚乱”很快就平息了。
离开色哇时,全体居民夹道欢送。我们在色哇集训时,这里的藏胞对我们很好,教我们骑马,送我们羊奶、马奶和糌粑,我们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时刻,彼此还都有些依依不舍,因为我们北上昆仑山考察后回去是从西边走,可能永远不会再到色哇了。我看见好几位同志和不少藏胞眼睛里都含着泪花。
3.考察开始了
6月9日,我们终于向藏北羌塘无人区进发了。二十七名队员,二十三位民工,六十五匹马,一百零七头牦牛,队伍浩浩荡荡。我的装备最多,有橡皮船、各种仪器,大箱子小箱子,大家戏称我像个马戏团的团长。
我认为这是人类科考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在雨季横穿整个羌塘地区进行多学科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它将会永载史册。
我们离色哇后进入茫茫荒野,完全没有路,而且土质松软,也完全没有人烟。
为了照顾我工作,王震寰队长安排安营扎寨时多数都放在湖边。当然,湖边一般有水,而且地形比较开阔,也比较适宜宿营,各个专业也都有工作可做。进行湖泊考察,我一个人不行,陈宜瑜、文世宣、李炳元、李明森等很多同志都来帮助我。当然也是互利互惠,如陈宜瑜也利用橡皮船采鱼及生物样品。文世宣是研究古生物的,李炳元是研究地貌的,所以他们上山,我就帮助他们采样,下湖他们就帮助我采样。在野外,我们各学科都是这样互相帮助的。
4.饺子、绰号与洗澡
王震寰队长是很会安排生活的。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安排我们吃了一顿羊肉水饺。那是我们在雅曲亚都山的拉登加日阿,海拔五千一百四十米。出发已经十几天了,大家高山反应很严重,还要工作,都疲劳不堪。加上每天只有早晨和晚上有饭,中午就是压缩饼干,而用高压锅做的饭经常是夹生的,所以我完全没有胃口。那天扎营后,大家看看天色还早,又到周边去采样工作。等到天色黑下来时,才陆续回到营地。没想到王队长给了大家一个惊喜!我不记得是谁上午打了一只藏黄羊,而王队长和炊事员忙了四个小时,给我们包了羊肉水饺!我现在都还记得水饺的鲜美,我那天一下吃了两饭盒。总之,大家争先恐后。后来我看见案板上的饺子全都没有了,也不知道王队长他们吃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