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检读胡适
作者：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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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数载，“吾之思想亦已变更”，此刻的胡适，对那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基本上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国家主义的唯一根据就是“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而晚清的排满所以成功，也正在于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满人不能统治汉族。至于去掉满人统治，代之以袁世凯，“未为彼善于此”，所以，袁世凯排满后，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也就不断起来。
说到这里，胡适一下子把话拉到身边。刚才是在满清和袁世凯中选择，这已成为历史。现在呢，“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胡适刚提出问题，就立即回答“则人必择威尔逊”。这里，与其是胡适代国人选择，毋宁是他借此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说完这段话，胡适表示“吾尝冤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记此则以自赎”。
可以看到的是，胡适走出了原来的胡适，他完成了一个“爱国者”到“世界公民”的转变。
胡适的爱国向来是理性的，从以前的“爱国癫”中我们已经领略。他一贯反对那种非理性的爱国情绪。还是在半年前，关注中国和日本“二十一条”的纷争，“东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筹思，几不能睡。梦中亦仿佛在看报找东方消息也”。此一细节足征爱国之情。然而，梦中醒来，他依然清醒地表示：“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此处“狭义的国家主义”即狭义的民族主义。胡适反对民族主义，故他和袁世凯同族，后者却不是他的选择对象。胡适是世界公民，故威尔逊与他异族，他却选择了威尔逊。当年，王闿运的说法使胡适视为无耻，可是，胡适的选择，即使在今天，恐怕也很难不被某些人看成是卖国。
“去无道而就有道”是一句古话，胡适把它坐实在弃袁择威上。不是说威尔逊比袁世凯好，在这里，他们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一种符号，各自不同的符号。在符号的意义上，袁世凯代表的是皇权专制，威尔逊呢，胡适特意引他连任总统时所作的讲演：“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显然，这是民主制。因此，无道和有道，乃以制度而论。威尔逊的话，胡适宣之为“共和政治”，并认为这种政治“亦可为民族主义之前提”。
由此可见，胡适对于总统的选择，不是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制度”，或曰，在“民主”与“民族”的排序中，民主优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这里，胡适已经涉及两种爱国主义，一为“民族的爱国主义”，另一为“民主的爱国主义”。出于“世界公民”的价值观，胡适已然突破原始氏族以来以血定取舍的种族阈限，把“民族的爱国”升华到“民主的爱国”。
概而言，民族的爱国，是血的爱国；民主的爱国，是“制度爱国”。吾辈今何择，当有以思之。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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