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小帘灯火屡题诗”
作者：王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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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的叶兆言，不像苏童那样以诗意的梦想去点染历史的空灵，他是模拟世情的写实高手。他深谙这座古都的历史掌故与世态人心，他用大量的作品为他深爱的南京城立言立传。穿行于历史的断壁残垣之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苦苦寻觅，无论是掷笔三叹还是怅然低徊如清明上河图式的涂抹，叶兆言都有他自己的风致。在改朝换代的暴风雨袭击下，南京的历史心性与价值根基连根拔起，无所依凭，只留作一片氤氲朦胧的六朝烟水。于是苏童式的白马非马的苦苦寻觅，在叶兆言的笔下便演绎为不可定位的逻辑悖论。
从“夜泊秦淮系列”（据说叶计划用金、木、水、火、土作象征，分别撰写五部中篇，来描摹从清末到解放前后南京市民的悲欢离合，但至今我们只看到四个中篇）至《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和为老照片撰文的《旧影秦淮·老南京》，叶兆言已在无意识中被遗民情结和怀旧情绪，把妓能兴邦也能亡国以及风流不忘爱国、爱国不忘嫖妓的逻辑悖论推到了欲盖弥彰的极致。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我们从那个“嫖妓不忘忧国，忧民难碍宿娼”的丁问渔身上，又一次目睹了明末四公子的风采。那位美艳绝伦的白虎星雨媛也一样深具意味，历史又一次险些把它颓败的命运归咎于那个光洁如玉的雨媛。一代天骄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新婚燕尔的丈夫余克润，只要是上天执行任务，保准晚上不敢和雨媛同床交欢。对雨媛身体的迷恋和恐惧，成为一面风月宝鉴、一道不可逾越的心理屏障，只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雨媛的身体，在蜜月期间余克润竟然公开与其他女人同居，但仍然不能抵消内心的恐惧。于是，一道深深的裂痕，使一个无可挑剔的姻缘危机四伏。风流成性的丁问渔乘虚而入，终至于和雨媛佳期如梦柔情似水了。接着便是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流血成河的南京大屠杀，雨媛和丁问渔魂断蓝桥的别离。历史虚幻得如一段皮影戏、连一个背影都没逮着，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惊鸿一瞥、徒生奈何。在叶兆言的眼里，煌煌一部民国的历史也不过是一个不知春秋的蟪蛄。
在这部企图写成纪实体长篇小说里，有一篇冗长的“写在前面”的话，叶兆言不无伤感地谈到了南京的审美功能：“我的目光凝视着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已经有许多年头，故都南京像一艘装饰华丽的破船，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作为故都的南京，仿佛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已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青睐。这座古老城市的民国年间的瞬息繁华，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注定只能放在落满尘埃的历史中，让人感叹让人回味。南京是逝去的中华民国的一块化石，人们留念的，只能是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标本。南京的魅力只是那些孕蓄着巨大历史能量的古旧的地理名称，譬如‘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中的台城，譬如‘王谢堂前双飞燕，飞落寻常百姓家’的‘乌衣巷’。南京似乎只有在怀旧中才有意义，在感伤中才觉得可爱。”“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同样的论述还见于艺术评论家李小山《大于想象的事实》：“南京是比较好的，它至少还符合我的心境需要，南京是有文化底蕴的，优雅、文气、不温不火，带有人情味，而且保持着对文化的一贯重视，南京有美丽的树林，使人们感到自身与自然界的血肉之脉未断，南京有众多的古迹，使人想起它曾有的历史地位。”
这一悖论真是南京文化的死结。叶兆言在《老南京》中为老照片撰文说：“风流不忘爱国，这是秦淮河桨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说起来也可笑，中国的文化人有时候真没出息。……只能一头扎进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团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上消磨时间。有了这样的中国人，国家不亡也怪。醉生梦死造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
为了说明这一点，叶兆言还煞有介事征用了有关这方面的世界文化的例证。他说：“据说当年德国首相俾斯麦访问英国，在一军港上岸后，发现市面很萧条，一打听，得知是禁娼所致，归国后便宣布英国海军不可怕。英国人听说了，想想很有道理，立刻解除娼禁，市面随之繁荣。”自卑掩饰下的自尊，使叶兆言偶尔也一反常态，言不由衷地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抑或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一类的话，夸耀南京都市的艺术化与南京市民艺术化之生活：“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字眼，让北京和上海去享受吧，南京将成为一个优美典雅的城市，这个城市以人的舒适和温馨为第一位。”这也难怪，穷到极处，暗伤春发。自然红肿之处，便是艳若桃花；自然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真便是假、假便是真。逻辑的悖论犹如美丽的陀螺，在叶兆言鞭子的驱使下旋转起来。
我固执地猜疑，苏童、叶兆言是蘸着《板桥杂忆》或《陶庵梦忆》的墨汁去涂抹这些小说的。读读张岱的《陶庵梦忆》，再读苏童和叶兆言，你就该明白决定南京写作的家传和渊源、一以贯之的宿命轮回和历史血脉。不妨引述一段张岱《陶庵梦忆·序》作为比照旁证：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终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好像提前就有了约定。作为先人的张岱在前面静静地等了几个世纪，后来者的苏童、叶兆言又与他们在这里陌路相逢，不可逃避的宿命使其相遇并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知遇。斜阳中的南京，远离历史，远离现实，像座被遗弃的孤岛。有时我们和它又邂逅于某一并不熟稔的星座。在夹缝中生存自然长成的鸵鸟心态与犬儒哲学，其中有着最值得人们原谅或不言自明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个要求作家成为战士的时代，他们却成了勾栏瓦肆的茶客。南京不必为自己的位卑仍自行其乐的活法而自惭形秽，相反，历史应为那一次次流血成渠的杀戮而忏悔。南京人的这种活法由来已久、无可救药，既是文人的也是民间的。叶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说到南京城里有一副对联最能概括南京人的心态，上联是“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下联是“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南京人这种活法早有生动的描写：有两个挑粪的南京平民，每日照样卖完了粪，就到永宁泉茶社喝一壶茶水，然后照样再回到雨花台来欣赏落日。他们的这种举动，被小说的主角杜慎卿讥笑为：“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都不差！”叶兆言称这是文学作品中，写南京人最洒脱最传神的一笔。
感伤的忆旧与遗民心态是南京写作的重要血脉。这是任何其他区域写作不曾有的现象。我们常常认同于南方写作这种大言无当的归纳。这样虚幻欺世的提法抹杀了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特性，正如我们不能笼统地重弹北方写作老调一样，我们应该把南京写作从南方写作的概念中剥离抽取出来，还原它独特的真实意味。虽然南京写作与南方写作有着难剪难理的双边交叉关系，抑或某种被包容的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南京写作所具备的自足与完整。忧伤的南京，它那拂不去的沧桑和在近现代文明中的特殊遭遇，赋予其别有情调的气质与风韵，与欧风美雨吹拂下一夜间便出落成的上海比肩而立于中国的南方。相对于北京，南京是边缘写作，不具有话语霸权的中心意义。南京写作是幽禁深宫迟暮的美人，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它只能扮演闲坐说玄宗的宫女。这样暧昧的处境，强化了南京写作一贯的优雅与顾影自怜，以此种姿态消极地对抗中心。相对于上海，南京写作少了一些欧化和中西杂交的血统，以及由此带来的布尔乔亚的优越感，南京写作也因此而保存了许多江南历史人文的幽怨与东方优雅的古典意味。
南京写作向人不断昭示，南京的命运是怀旧。
注释：
〔1〕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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