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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大正民主的思考
作者：袁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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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扶持自然使商人投靠于政府，两者日益关系密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政界和经济界的联系是紧密的，但是双方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政党在执政前依赖于商人所提供的资金进行选举，而商人又受到政府上台后制定的国策方针的影响，双方是互相牵制的关系。而日本这些原来主要从事小商业的商人，通过国家扶持一跃成为现代的工矿企业主，奠定了他们发展成为“财阀”的基础。这些财阀通过政府的扶持得以建立并发展，他们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定单才能存活，这些定单在当时主要是军工定单。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只有借助于政府去开拓国外市场，而开拓海外市场则势必要加强军备，日本的整个经济结构就表现出围绕军事工业而展开的特征，“日本的近代化偏重于发展经济和强化军备”。这样就出现了“官商结合”、“军财抱合”的现象，经济界与政界、军界的结合，削弱了国家中对政府和军队的牵制力量，同时还出现了军事工业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性的二、三产业落后，国内消费市场不振的难题。
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不可再生的军事工业中去，这限制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大量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却赖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欧洲殖民列强通过海外殖民地提供大量的文官职位以培养中产阶级，但日本由于国外的殖民地数量有限，同时殖民地还处于军人管制之下，不可能如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那样提供大量的文官职位。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大河内一男所说，二战前的日本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日本的为数极少的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政党缺乏所能依靠的阶级基础，面对军队等强力部门时缺乏自己阶级力量的支持。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吉野造作指出：“原内阁是乘着新倾向，并迎着新倾向而产生的纯政党内阁，但还没有达到植根于新势力的程度。”“以多数民众为基础之巩固的政府，建立于国民基础上的内阁，则要谋求从官僚政客手中解放日本，确立立宪帝政。”这恰当地说明了中产阶级的缺乏对民主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难以出现政治、经济界的互动，反使商界依赖于政府。而依赖于政府扶持的工商业，对民主政治的实行是极为不利的。如上所言，民主政治下，在企业、政府、工人之间存在着力量的制衡。而任何和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财阀，除非一方力量过强，否则就会打破均衡，导致拒绝以妥协解决问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财阀们投入军部的怀抱，开始和军部勾结，使得国家中的力量对比失衡，军部独大。日本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就与军事问题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了，并且也决定了以后日本工业发展的状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军工之上的日本经济的发展道路必然是走上军国主义的独裁。同样，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民主，也只是个早熟、难以持续的民主。
（三）
民主除了需要经济上的充分自由发展造就的阶级多元、力量制衡外，在意识形态上，也需要具备现代意识的公民。作为一个早熟的民主，大正民主如上所述并未具备近代民主的经济基础，在思想上它也缺乏具备理性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而按照亨廷顿的看法，现代民主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对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之上，这些在当时的日本都不具备。
在意识形态上，大正时期的政党内阁面临的却是由儒家思想中的保守因子、武士道精神和神国观念培养出来的以“忠”、“武”为荣的国民。明治后的日本，通过国家控制，宣扬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国家主义情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价值很难体现，而民主也缺乏思想基础。虽然有进步思想家如福泽谕吉等认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的富强，首先需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明，其次是它的政治制度，最后才是工业文明。福泽谕吉也提出了“脱亚论”，认为在今日的世界上不采取西方的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主张日本不应等待其他国家开化之后共同开发亚洲，而应“脱其伍而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但控制政权的日本明治元老在以西方为师、大力发展近代工业的时候，在思想文化上却坚持“西洋器物，东洋文化”，即在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保持日本自己独特的文化。日本元老所鼓吹的“东洋文化”，就是保守的以忠君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思想以及“武士道”精神。
在明治前的日本，孟子的“有德为王”、“君贱民贵”、“民本主义”等思想被限制传播，在明治之后则被完全禁止，主要宣传的是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君即使不君，臣也不得不臣”，被无条件地理解为儒家的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儒家思想中的“以孝为本”，则被演化为“以忠为本”的皇道忠君思想，儒家文化被演变成为鼓吹、美化“天皇绝对专制主义”的工具。明治维新后的元老们大力推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国家主义教育。在明治政府内部，元老木户孝允认为兴办教育的宗旨在于培育儒家中的“忠义仁礼之风”。大久保利通则重视儒家纲目中的“德”，“德”指“帮助国家富强，最终在海外使皇威辉煌”。在明治元老的支持下日本的教育走上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虽然政党内阁执政后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很多开放的政策，比如开放一定程度的媒体自由、改革学校制度等，但是政党内阁仍然没有敢去触动其中最根本的方面，也就是最保守落后的方面如“天皇专制主义”的宣传。在国民教育中仍然保留着的忠君和尚武思想，使得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思想自由和个性独立受到压制，也为军部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石。
（四）
由大正民主可知，民主不是无条件的，回顾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程，他们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才最后形成稳定的民主政体。英国大革命后，用了一百八十三年（1649—1832）完善了自己的政体；美国独立战争后，用了八十九年（1776—1865）；法国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789—1890）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用了近一百年时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麦克阿瑟推行五大改革完成政治民主化（1860—1946）用了八十六年。这中间是通过长期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和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在此之上民主构建方能稳固。民主不是说一搞普遍选举就可以实行的，脱离了经济基础和现代公民意识，盲目的去追求什么民主，带来的只是反效果。希特勒、马科斯等不就是通过普遍选举上台，随后又回归独裁的吗？而在亚洲、非洲、南美等一系列国家中的民主回潮，也揭示了这个道理，即民主发展是长期而渐进的，不是一步达成的。
日本政治学者藤田省三指出威权主义国家的任务在于“集中全部行政手段于国家结构，完成经济基础方面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同时并实行近代国家的向民主化的发展”。只有通过经济先行，开放更大的市场，在市场中锻炼公民的民主意识与法律意识，民主才有可能。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非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就会淡化。当市场经济完善、阶层多元、现代公民意识具备后，民主则是水到渠成之物。在当时的日本，尚不具备民主的基础，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只是个早熟的民主体验。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以系列军事改变为契机，军部终于建立起军国主义的国家总体制。在这个国家总体制中，议会虽然未被解散，但已名存实亡，已不能对维护民主政治、制止军部统制国家起关键作用，反而成为军部推行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应声虫。失败的大正民主，对于后起国家的民主化过程是值得借鉴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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