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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西天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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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末，一位名叫顾彬（Wolfgang Kubin）的德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巨大波澜。在我们未及对顾彬先生喊一声“来将通名”之前，德国老头的言论就把大家惹火了。一时间，针对顾彬的批评沸反盈天，仿佛我们的文学大陆遭到了强敌入侵，需要再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歼灭来犯之敌。当然，正如多元时代的常规景致那样，有人被他激怒，就有人为他叫好。在批评者看来，那些为顾彬叫好的家伙，有文学汉奸之嫌。
炒作时代的特征是，任何一个舆论热点，仅仅三个月过后，就会变成一堆过期食品，无人问津，“顾彬热”也难逃此劫。回头来看，此事值得回味之处，不在于顾彬先生说了些什么，而是顾彬先生的身份：一名俨然来自文学第一世界的学者，他对自甘为文学第三世界的中国文学的批评，注定会成为一大事件。让我尤感难堪的是，无论顾彬的批评者还是附和者，好像都没有读到德国汉学家的完整观点，这意味着，我们愤怒得不是地方，我们那一腔莫可名状的文学正义，只是不幸地成为某些好事记者的佐酒小菜罢了。事后盘点，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乃是通过一些小报记者偷工减料的转述，才传递到读者面前的。这些转述无一例外地省略了论证过程，只是呈现为一个个简单粗暴的结论。通过顾彬先生嗣后的抗辩，我们还发现，这些转述一概具有断章取义的特征和哗众取宠的居心。假如我们把成熟的文学观点比成一颗树，必须有根有干，有枝有叶，那么，被胡乱归在德国汉学家名下的那些断语，不过是一截截脱离了泥土的残柯断枝而已：哦，“中国文学都是垃圾”；哦，“中国作家都是胆小鬼”；哦，“要想成为大作家，必须至少懂一门外国语”……很难想象，若是颠倒一下角色，一位中国教授也用这些呓语式狠话回敬德国文学界，德国媒体竟会为之骚动几天？——可见，那摸不得的，未必都是老虎屁股，兔子屁股更不能任人触摸呢。
由于我至今都没能读到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的系统批评（我只是听说他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汉学家），故我不得不认为，顾彬事件的真正价值，只是检测了我们的文学心态。我从中得到的初步检测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心态极度虚弱，文学界一触即跳、动辄哗然的反应，只不过说明，面对以欧美为主导的当世文坛格局，中国文学的自我定位，尚处于“找不到北”的神经质状态。那些被转述得如此不着调的言论，仅仅因为挂靠着某位欧美汉学家的身份，就使我们的文学方寸紊乱如斯，实在有点丢脸。我们态度上的躁动，准确折射出我们文学立场的动荡和飘摇。它似乎意味着，大多数中国文人已在内心确认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领导兼统治地位，剩下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像土耳其人当年渴望加入欧盟或日本人声称“脱亚入欧”时所表现的那样，迫切希望加入那个由古希腊和罗马人开创的伟大文学传统，以便让中国文学全面接受“西方正典”的艺术体检，让那些曾经检验过莎士比亚、但丁、普鲁斯特的西式仪器，来全面评估中国文学的艺术体质？
换个角度说说。对一名当代中国的文学工作者，把文化主要分成中西两大类，把由《诗经》、《楚辞》所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与由《荷马史诗》所代表的西方文学传统视为等量齐观、双峰插云的两大文学渊源，已经算一种自觉而又自然的文化体认了。这类转变，原非一蹴而就，毕竟，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中国文人曾是恁般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在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天下观里，他们习惯于将本民族的作家诗人，视为唯一值得尊崇的文学巨子，从来懒得承认他人。比方说，当南朝诗人谢灵运放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时，他可不曾担心曹子建是否“多收了三五斗”，更没有想过要匀给西方人、波斯人、印度人四五斗，而是把中原直接等同于天下。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祭酒约翰逊博士在谈到伦敦的优势时曾说道：“我敢说，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周围十里内的知识与文化，比全国其他部分加起来还多。”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人心里，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中原一地的“知识与文化”，比中原之外的“其他部分加起来还多”。所以，我们还得承认，吾人今天形成的这份文化体认，本身已经大幅放低了民族身价，克服了情感上的各种不情愿，得来殊非易事。当今天我们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时，我们更应看到自己的进步。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往前再跨一大步，甚至在文学上也尝试“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呢？
就我而言，我高度尊重西方文学的成就，并且愿意俯首帖耳地承认，在总体成就上，西方文学确实高于中国文学。同时我还认为，中国文人绝对有必要抱着“善善从长”的态度，向欧美人多多学习借鉴。但是，只要我们依旧使用汉字，依旧为自己的文学传统而自豪，那么我要说，中国文学即使不如欧美文学，也不等于它要归化、臣服于欧美文学。中国文学的特质，对于欧美人士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文学的西天虽有万千经卷，却未必适宜东土。我们还得看到，对一名西方作家来说，把文学分成西方和中国两类，却是不可思议的。“中西合璧”一词，在我们这里似乎谁都可以在嘴上说说，而且大家还心照不宣地认为，这是一条值得尝试、直通文学光明顶的大道（至于是否有人走通了这条道，我们又集体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了）。但是，在西方，除了个别领异标新人士，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西中合璧”乃是一条通向文学未来的道路。
文学不是商品世界，无需制订统一的标准，中国文学的创作成果，不必像电子产品那样接受由欧美人制订的行业标准的检验。再则，由于人家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并不大，一些偶发兴趣很可能还是礼节性的，故关于中国文学的成就如何，还不得不取决于我们的独自摸索及自知之明。我们不必因为人家长于我们，就贸然以为自己必须虚心听取人家对中国文学的指指点点。更现实的状况是，人家第一流的文学家——亦即真正在第一线从事文学创作或批评的专业人士——对中国文学甚至都缺乏指点的兴趣，就像我们第一流的文学家，也没有兴趣去评价、指点某个非洲小国的文学事业。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好像在两个彼此隔膜的大陆上各自发展着，其中一方热衷于派人向对方学习（类似日本当年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另一方则认为无此必要（请回想法朗士的态度）。断言欧美文人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意见不值得重视，这与狂妄无关，只是表达一个实情。我们理应重视西方文学，但不必同时重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评价，理由很简单：人家志不在此。
中国文学中的绝顶魅力，对西洋人是绝缘的，在我看来，西方人似乎只能欣赏些中国文学中相对较为平凡的作品，如“三言两拍”，他们理解不了陶渊明和杜甫，对我们视为无上瑰宝的《红楼梦》，也历来不闻不问。而我们欣赏西方的维吉尔、但丁，虽然也要打掉些折扣，总还可以领略若干。同理，我们欣赏西方的培根、蒙田，几乎不会遇到障碍，但西方文人欣赏我们第一流的随笔家，如张岱、李渔，近乎骇人听闻。我们第一流的当代作家，如鲁迅、钱钟书、余光中，可以极为内行地评论西方文人，而在西方，这类活计似乎只有一些汉学家在干。有些欧美人也能承认，中国人虽然在追求真理方面不太济事，却可以营造出美妙的诗意。不过，这类承认通常也只是泛泛而言，他们并不是结合具体的作品下此结论的。李白的《静夜思》如此让中国人动容，把它译成英语，绝对是一种灾难。日本的俳句与此类似，西方人同样窘于捕捉和体味。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魅力，相当大的成分来自语言，这类贴附于汉语之上的魅力，固执地拒绝翻译，反观西方文学，虽然也有语言上的障碍，但确实不如汉语显得那么突出和排他。比如，罗念生先生在谈到古希腊文学时就说过，它们“除了一点特殊的宗教情绪和一点文字上的困难外，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语言对于他们的文学，更多地具有工具属性，而在中国文学里，语言不仅不是道具或配角，还常常担纲主演，导致我们读有些作品，甚至都不在乎作者说些什么，只是欣赏作者怎么说，换言之，只是在欣赏语言本身。这种可供欣赏玩味的语言，类似一棵深植在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很难想象被移栽到异域。一译就死，正是它的命。
说了半天，结论却是这么几句话：一，中国文学应该向欧美文学学习，同时承认欧美文学的总体成就在我们之上；二，聆听欧美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价值不大；三，中国文学自成体系，自具美感，任何脱亚入欧式的行为，都是短视的；四、中国文学的未来，只能由中国文人自己去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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