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封建政治家的宿命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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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以“姻党”的由头罢了相，心里当然怨恨吕夷简，便上奏弹劾吕，罪状两条：一，私交荆王赵元俨；二，将门下僧惠清补为守阙鉴义（官名）。吕夷简也请求自辩。皇帝派人调查的结果是：第一条查无实据（亲王私交大臣固为法纪不容，但“私交”与正常交往的法律界线很难确定）；第二条更滑稽，为惠清授官的有关文件竟是李迪本人签发的。而且当天吕夷简根本没有到中书省上班。面对证据，李迪一时无词以对，惶惧交加，竟未能说明惠清补官一事完全是吕夷简的决定，他只是当班签字发文。结果是，本来罢相后还能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留在京师，此时却被贬为密州知州。事后，他感慨地对别人说：“吾自以为宋璟，而以夷简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辛酸的况味颇让人同情，只是类比于前人不够准确。姚比宋年长资深，宋是姚举荐的接班人，彼此并不构成权力场中的障碍，而李迪与吕夷简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位老资格而又不甘寂寞的副手是任何一把手都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李迪走了，补上来的是王曾。王曾、吕夷简本是老搭档，但这回重逢，位置却掉了个个——先前的老上司变成了自己的副手，地位的变化不能不带来心境的改变。吕夷简当参知政事的时候，作为宰相王曾的助手，政治上跟得紧，工作上肯卖力，特别是十分尊重领导，刘太后是接受了王曾的提议，才让吕当上了次相。不久，王曾被罢，吕成了首相。五年后，张士逊卷土重来，不到半年又卷土而去，重登相位的吕夷简碰上了次相李迪，两人关系处不好，吕就支持王曾获得枢密使的任命，想以此钳制李迪并最终把他赶走。不到半年，李迪被挤走了。取代李迪的就是王曾。当时吕夷简的亲信、参知政事宋绶曾对吕说：“王曾和您，交情深厚，理当善待，可别像对李迪那样。”吕夷简笑着说：“那当然，当然。”宋绶又说：“您已经是首相，让王曾当次相就行了。”吕说：“就算我比他低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态度像是很诚恳。
可是王曾就职以后，很快就发现工作不好干。吕夷简听不进不同意见，凡是他说了的就是定论，再无讨论的余地。两人意见不合发生争论时，最后总是“夷简专决，事不少让”。王曾毕竟是多年的老宰相，吕夷简是后辈，也是曾经的下属，过去毕恭毕敬，现在咄咄逼人，实在是觉得难以隐忍，于是提出辞职。吕夷简为了避免招来物议，也打了辞呈。两个宰相辞职，皇帝产生怀疑，先找王曾谈话。对他说：“卿亦有所不足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你怎么也闹个人主义情绪啊？”仁宗这样问，是因为王曾在朝中一向以方正持重著称，是一个“禁止皆有常处，人莫敢干以私”的君子。事情弄到这一步，王曾也无法保持大度了，索性把自己所知的吕夷简“招权市恩”一类违纪行为通统揭发，其中有些只是风闻而并无确证。仁宗诘问夷简，夷简要求对质，双方在帝前争执不休，皇帝很不高兴，最后结论是：吕的工作作风确实有问题；王的揭发材料也有失实。两人同时罢相，一个贬知许州，一个贬知郓州。
吕夷简临走时，举荐了王随和陈尧佐两人为相。这两个是庸才，他估计他们干不下去，过不了多久，皇帝又要把自己找回来。然而，如意算盘落了空，王、陈两人虽然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但皇帝找回来的却是在相位上三进三出的张士逊。直到康定元年（1040年），张士逊请老致仕以后，吕夷简才重新拾回了相位。这回干了两年半，心力交瘁，主动请求退休。
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工于心计，深险莫测
吕夷简是个强势人物，生性好斗，斗争的对象除了那些对他的权位构成潜在威胁的竞争对手，也包括所有得罪过他或为他所不满的人。凡有过节，他必报复，而且因为这些大多是地位、影响在他之下的人，他往往不动声色，甚至故作大度，实际上，是深藏不露，“玩儿阴的”。
早期的典型例子是废后事件。郭皇后因为在仁宗面前说了两句实话（前面已经提到），他一直伺机报复。很快，机会来了。明道二年，皇后和尚美人争风吃醋发生斗殴，误伤了劝架的皇帝，皇帝忿不过，便找辅臣们商量，说要废掉皇后。这是气头上的话，皇帝其实还没下决心。吕夷简却抓得很紧，他为了避免引起仁宗的怀疑，本人先不出面，而是怂恿一向好出风头而又有求于己的范讽表态：“后立九年无子，义当废。”然后他大义凛然地附和，定下调子，促成皇帝下决心。以范仲淹为首的大臣们数十人围堵宫门，高呼口号，反对废后。仁宗下诏，要他们去中书省反映意见。当时在中书省的情况，史书上有这样一段描述：
（孔）道辅等语夷简曰：“人臣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众哗然，争进说。夷简曰：“废后自有故事（先例）。”道辅及仲淹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夷简不能答，拱立曰：“诸君更自见上（皇帝）力陈之。”道辅与仲淹等退，将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争。
这些人一散去，吕夷简上奏说，“台谏（言官）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连夜制定了处理办法，第二天早朝前，不让他们有纠集的机会，就一一宣布了处分决定：对其中的骨干分子贬黜外郡，当天就押送出京，甚至回家准备行李都来不及。至于附从者各“罚铜二十斤”，以儆效尤。
从这件事和范仲淹结下“梁子”以后，吕夷简打击和排斥范，可谓坚持始终。范仲淹有声望，下放了两年，于景祐二年（1035年）调回京师任吏部员外郎，比过去更爱发表意见，吕夷简叫人提醒他：“待制（衔号）侍臣，非口舌之任。”可范的答复是“言论正是侍臣的职责”，一如既往地“言事无所避”，并且在人事权方面对宰相提出质疑，甚至在奏章中影射吕夷简是汉朝促成王莽之乱的张禹。吕“大怒，于帝前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也为自己声辩，毕竟因为官小，出言无状，又被贬到饶州。朋党这顶帽子，后来一直给范带来极不利的影响，而且累及了好些与他关系比较亲近的官员，如王质、尹洙、余靖、欧阳修、蔡襄、苏舜钦等，这些《宋史》里有传的名臣，他们那些年在吕夷简的手下可都是挨过整的。好在景祐四年（1937年）吕夷简就罢去了相位，到康定元年再度为相，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还可以举个例子，看看吕夷简对待同僚和下属的心机之深。
参知政事宋庠，是状元出身的才子一流人物，很受仁宗的器重。吕夷简在中书省素来独断专行，只有宋庠经常跟他对着干，令他十分恼火，可是因为宋庠有皇帝罩着，没机会下手整治。1041年（庆历元年），范仲淹在前线和西夏赵元昊互通书信的事反映到朝廷来了，廷议该怎么处理。由于事前吕夷简曾单独对宋庠说：“人臣无外交，希文（仲淹）乃擅与元昊书，得其书又焚去不奏，他人何敢如此？”宋庠听了，以为吕从皇帝那里得到了什么授意要重治范仲淹里通外国之罪，此时不假思索，厉声脱口而出：“范仲淹当斩！”枢密副使杜衍质疑道：“仲淹之志出于果忠，欲为朝廷招纳叛羌耳，何可深罪？”争持不下，宋以为吕一定会“出言助己”，谁知这时吕夷简“默然，终无一语”。直到仁宗征求他的意见，才不紧不慢地说：“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他一表态，其他人也附和杜的意见，当场令宋庠“仓皇失措”。事后朝野都指责宋庠是陷害忠良的佞臣，不知道他其实是上了吕夷简的当。就为此事，宋庠被挤出了中书省，下放扬州，而且落下个里外不是人，好长时期抬不起头来。
吕夷简在权力场中所使用的政治伎俩令人厌恶，然而，史籍却并未将其列入奸恶一流。《宋史》里说他“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云云，都只能算是褒贬之间模棱两可的话。只是在提到排斥范仲淹的问题时，用了六个字的考语：“时论以此少之”。评价可谓宽松。他死后，之所以躲过了某些批判和声讨，除了说明他一生正面的表现还是占有相当的分量，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政治领域内道德评估的尺度被大大放宽了。这是一种通过无数次检验的实践理性的需要——不如此，你会觉得封建的政治家里找不出什么好人。随着国家的开放政策，在汗牛充栋的传记和回忆录里，提供了许多过去封闭的信息，政治家们在公众面前显露出历来被遮盖的一面。人们缺乏承受这些信息的心理准备，常常因为习惯认识受到冲击而产生惶惑和遗憾。已经贴上了标签的奸恶之徒，倒还好说——反正就是那么个玩意儿，什么事干不出来？而那些被定性为正面英雄人物的（或调和鼎鼐的宰辅重臣，或呕心沥血的封疆大吏，或披肝沥胆的老元戎，或为民请命的强项令），怎么也会做出那等或凶恶、或无耻的阴暗勾当！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其实，人性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性就会进化到什么程度。政治家也是人，在专制体制下，他们围绕着权力斗争的所有作为，很难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