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略论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书写
作者：胡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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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并非城市文化的专家，但是最近几年的研究曾触及上海、杭州、北京、南京等代表性城市的文化。我的基本预设是，近代“城市”的概念及其所牵引的各种社会与文化上的特色，往往与当地的文学有密切丰富的互动关系。对欧洲来说，城市可谓近代西方文明的核心，既是政权中心也是混乱根源，更是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产物，不断吸引知识界对它发出反省甚至挑战，也成为文学再现的重要对象以及文学运动的启动力量。正因如此，城市的意义不仅止于实际的人口、建设、商业、消费、娱乐、犯罪等面向的发展演进，更在于其“概念化”的过程与结果，也就是城市作为文化载体与文化象征的形成、累积、变异与影响。在中国的脉络中，城市无疑也是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核心。宋元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晚明以降更是迅速迈进，城市一方面见证了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更挟其丰沛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动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形态与心理状态，此一现象自然也在文学的生产与接受中有或隐或显的表现。我希望探索的正是有关城市“概念化”的问题，与其牵动的文化象征面向，以及城市与文学活动，文学生产，文学流通、接受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探讨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例如：二十世纪以前，中国文学中是否真的存在“城市观念”？感官经验（如耳、目、身、味）如何理解城市？城市叙事如何寄托作者对往昔的怀思与对未来的渴望？历史如何塑造城市，城市又如何变成历史？随着时代变化，城市的居住者与观察者如何对应城市经验？叙事文学如何营造城市传奇以及城市的神秘感？在二十世纪以前，女性──尤其是闺秀──与城市是否，或如何，发生关系？当然我还不能完整回答这些问题。毋宁说，这些将是我以“城市文学与城市文化”为中心进行研究时将会持续关心的一些问题。
本文探讨的文本主要是十七到十九世纪的广义的叙事文学，必要时也涉及较早，例如宋代的材料。此一时限的设定，主要是对应中国文学史上叙事体文学勃兴的时代。这段期间，话本、白话章回小说、韵文体长篇小说、文言小说等文类，此兴彼起，与戏曲一同形成了传统的“说部”观念，其影响力涵盖士人与庶民，甚至识字妇女也在其读者群之内，此一发展与城市的特质实为密不可分。而且由于小说等叙事文学往往易于发展出贴近生活的关怀，因此城市经验也成为叙事文学的核心之一。
以下即根据个人近年完成的几个研究，提出几项有关城市书写的观察。
节令与城市
传统生活随着节气的步调进行，这在乡里与城市当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城市具有人群聚集的特色，节令时期民俗的表现便与乡里有所不同。
在南宋人对临安的记述中，位在城外的西湖，在特定的节日便成为城市空间的延伸。例如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二如此记载清明扫墓的情景：“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一旦“都人”皆“倾城而出”，那么西湖也就等于纳入城内了。那至晚不歇的笙歌乐声，成为节庆时期城市居民生活的背景。
又如杭州的香市，也是年中特定时期出现的活动，但却对杭州的城市性格有很大影响。张岱曾详细描写晚明昭庆寺香市的细节：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
张岱让读者活脱看见那“撩扑不开，牵挽不住”的上万男女老少，拥塞于昭庆寺山门内外。不论古今中外，一座城市若是集中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那么外来者固然可以感受这座城市，但他们也往往代替居民，暂时扮演决定城市性格的角色。香客便是如此彻底改变了西湖春日的景色。
再举十九世纪的小说《林兰香》为例〔1〕。这部小说有许多地理民俗的描写，多属清代北京的纪实。不过，笔者以为这些岁时以及地域性的特色，很可能是作者参酌各种城市的“记载”而写出，借以渲染北京的城市风味。其实，许多城市忆旧文学（如《梦华录》诸书）都对岁时节气特别强调。小说写到一月间公子们到东华门灯市看灯；二月的“填仓”、“送穷”诸日，“大街小巷卖太阳糕的声传远近”〔2〕；四月初八如来生辰，“京城风俗，好佛之家，都煮五色豆儿相送，名曰结缘”〔3〕；四月十八东岳庙碧霞元君生日，“倾城车马，鼓吹连天，庵观寺院，及好佛之家，亦煮五色豆儿结缘”〔4〕等等，都是与节令有关的描写。女主角梦卿病中想吃酸冷之物，小说写她“远远听得街坊上打冰盏的声音”，顿生望梅止渴之思〔5〕，绝是北京风情。这些参照，说明《林兰香》的作者既以明代北京为背景，便尽量考察明代的北京实况，而不仅是以自己当代的生活经验为准。
声色感官与城市
城市生活对人的身体感官有特别的挑动，城市文学则响应城市经验，往往对城市的感官特质多所着墨。试以声音为例说明城市的特殊感官经验，二十世纪的作家张爱玲曾如此描述城市居民对声音的依赖：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
在张爱玲的理解中，城市的声音犹如“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也就是说，城市的声音虽然嘈杂，却总能变成市民生活的背景，不但习而不察，甚至不能离弃。
在诸种“市声”中，市民的语言自有其地位，尤其与叙事文学的发展有关。如众所周知，北宋汴京的瓦社里，说话已经成为商业化且职业化的技艺，而南宋临安市井中说话兴盛，更是诸家记述必录的城市风情。由宋到明，说话传统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刺激了话本小说的兴起，可以说，中国小说深深铭刻着声音的痕迹。
说话是城市的公众娱乐活动，白话小说是城市生产、城市消费的书籍，城市是两者共通的元素，城市与地域的特质也表现其中。方言是最能表现地域特性的层面。事实上明清白话小说普遍运用方言，吴地方言经常出现，正是因为许多小说与江浙地区有关。小说作者对方言的趣味深有体会，例如，最具代表性的西湖小说《西湖二集》，第十九卷《侠女散财殉节》开场便形容丫鬟：
又有粗使梅香亦为可笑，曾有诗道：“两脚鏖糟拖破鞋，罗乖像甚细娘家？手中托饭沿街吃，背上驮拿着处挨。间壁借盐常讨碟，对门兜火不带柴。除灰换粪常拖拽，扯住油瓶撮撮筛。”这首诗是嘲人家鏖糟丫鬟之作，乃是常熟顾成章俚语，都用吴音凑合而成，句句形容酷笑。
像这样的文字趣味其实必须行诸口舌，发乎语声，才得凸显。在没有说话人服务的情况下，读者须得自行捉摸方言的发音，才能了解为何“酷笑”，于此可见作者所设定的读者亦当是江浙一带人。这种对地方语言特性的自觉，在杭州的话本小说中多有呈现。事实上田汝成也曾注意杭人的语言特色。他在《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委巷丛谈”中，两次大篇幅讨论杭州人的“市语”，将语言特色与城市特性联系起来。流行于市井特定群众间的市语，有凝聚群聚共同感的作用，更是外来人因感到陌生而据以理解这个城市的声音。
乡野价值与城市
明清文人与城市的关系是多重而矛盾的，既有“不入城”的坚持，也有与城市相倚相生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城市的特质也往往由文人笔下城乡的对比得到突显。
明清文人有关城市的论述甚多，不能在此一一讨论。我仍想从一个叙事文学的例子来观照文人眼中的城乡关系与寓意。在此举的例子是十九世纪满人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文康是旗人，更是个老北京儿，他的小说中不时流露强烈的北京情结。作者刻意推崇村野朴质的价值观，然而事实上，小说却到处泄漏“北京”与“外省儿”的紧张关系。最好的例子，应该是小说中两次互成对应的旅行──第三十二回邓九公北京城上戏馆子，相对于第三十八回安老爷涿州关逛天齐庙。老兄弟俩离了自己家乡，各惹了一肚子气，从而泄漏北京与外省的紧张关系。邓九公上京，闲来出门见识北京城，受邀上园子听戏，却撞见了一批故作风雅酸文假醋的世家子弟与“相公”。在九公眼里，这简直是个“大兔儿爷摊子”。叫做“元宝猪”（袁宝珠）的小旦扭捏作态，其实像个大锣锅子，号称“状元夫人”的小旦浓眉大眼，黑不溜偢，而北京城头号养小旦的阔公子叫做“肚香”（徐度香）。这番景象看得九公怄断了肠子。这一大段全由九公眼里看得，口中道出，直接对比出乡野的粗豪之气与北京风气的虚矫、逸乐。文康之所以有这一段辛辣的描写，一方面是故意讥刺《品花宝鉴》，一方面则显示他对当时的北京城市文化有所不满，而这也深深关联到他身为旗人的种族与阶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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