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另眼看“鬼狐”、“士林”（代序）

作者：傅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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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篇末的“异史氏曰”，一准承自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若非蒲公有以“小说”来写“史”的意味，能如此乎？《史记》中“小说”笔法比比皆是，蒲公的“志异”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写史？！
　　
　　三
　　
　　说到《儒林外史》，我想起以前看到过的一种似乎已成既定模式的评价，并非有什么错，只是觉得有意思。比如，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儒林外史》的批评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而我想说，《儒林外史》对当下依然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代又一代在高考路上奋勇前行的现代“范进们”、许多读书人的利欲熏心、有些已渐成潜规则的学术腐败，等等，有多少不是该由新生代的吴敬梓们进行辛辣讽刺的！“功名富贵”之风席卷士林，许多人为求此而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甚至“礼义廉耻，一概都灭绝了”。
　　事实上，《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古典名著在当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即一个成为媒体炒作的文化噱头，一个却受到冷落，这种强烈反差同样值得思考，至少它是学风浮躁与随众心理的一个侧面反映。是文化出了问题，文化人出了问题，还是存在即合理，谁都没有问题？
　　因此，思考《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是有益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利益驱动”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身上，功名富贵的核心就是当官。其实，即便拿现代考试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评定职称、申报学位点以及重点学科等“功名富贵”的事情上，也体现着与《儒林外史》相类似的“利益驱动”。不过，问题是，对“利益驱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道必须得用中庸之道来平抑吗？再者，把当官当成人生唯一价值取向的“马二道路”，势必导致教育的功利化。
　　以现代视角看范进，他是喜剧的，还是悲剧的？他是科举制的牺牲品，还是幸运儿？同样是耐人寻味的。凡事都有两面性，看待事物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特别是对古人，要给予“理解的同情”。拿科举来说，一方面，透过《儒林外史》，的确可以看到它的腐蚀性，扭曲人性，制造废物，像中举前的周进、范进们无一例外；但另一方面，从科举制度的历史源流，又可看到，它的确是封建社会相对来说最为公平合理的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
　　由《儒林外史》反观今天的教育制度，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或缺陷。简单说两点，第一，我们缺乏尊老敬长的教育。当然，教育不能仅仅来自学校，而应由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来承担，学生呆在家里的时间毕竟有限。最近，我女儿回到家，常称呼我为“老大”。我当然不会对她这样的称呼而暴怒，因为我知道她是在学校受了同学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又来自社会，来自目前的文化生态。电视、报纸、网络，“恶搞”盛行，“Ｑ版”不断，多的是娱乐、炒作，缺少了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电视为例，盲目追求收视率，而失去了文化担当，多可怕啊！
　　第二，我们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如果我们对生命能多一点同情、关爱与悲悯，对同类多一点理解、容忍与宽恕，社会便会多一分和谐。和谐社会的建立包括各个方面、环节的和谐，单拿教育来说也是如此。老舍先生有篇幽默散文，题目叫《考而不死是为神》。意思是考那么多的试，考完以后若还活着，就是神仙啦！但没有办法，考试是制度，不论封建科举制，还是现行的高考制度，虽然存在各自的问题，像高考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但它们毕竟是相对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唯一合理的硬性标准。
　　
　　以上点滴感思，均来自收入在文学馆主讲《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的学者们。对我个人来说，在主持文学馆“公益性、学术性、高品位”演讲的近七年时间里，得以结识一批又一批作家、学者，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学得知识。我不想夸大其词地说，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日公益演讲，业已成为我事业和生命的一部分，我愿在有生之年，努力为文学馆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为传播学术、文化尽职尽责。还是那句话，作为讲座主持人，竭诚欢迎各界朋友莅临文学馆，聆听智慧，感受讲座！
　　（傅光明编：《在文学馆听讲座：说“聊斋”话“儒林”》，山东画报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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