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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亲吻胡适的前后
作者：蔡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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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女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赞扬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持论稳健，态度和平”，同时攻击以鲁迅为首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左翼作家”，说他们“灌输赤化”，“抱定了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宗旨，必要时什么不光明的手段都可使出”〔21〕。胡适于12月14日给苏雪林回信，说：“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我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又说：“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 来打Roosvelt，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倒我们。”〔22〕后来苏雪林把这封信发表在1937年2月于武昌出版的《奔涛半月刊》创刊号上，而被郭沫若看见了，郭沫若一再引为口实，三番两次痛批胡适。到了1952年10月27日写的《金文丛考》的《重印弁言》时，还心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胡适之流，代表买办阶级的所谓‘学者们’，在当年情况，更自不可一世。胡适曾大言不惭地这样说过：‘今年（1936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格法诺·兰登来打罗斯福，——有人说：你不能拿没有人来打有人。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你不得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这位标准的买办学者，你看他是怎样盲目而无知，因此，我就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这个狂妄的家伙。结果呢？我们今天也已经看得清楚，那自称‘有东西’的家伙，究有的是什么东西了。”此时的郭沫若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意气风发之时，不免有点过于得意忘形。学者余英时就指出，他在痛骂胡适“盲目而无知”的时候，竟暴露了自己的“盲目而无知”。余英时说：“胡适也许因为‘nobody’和‘somebody’在原文是双关语，即有‘微不足道之人’和‘重要的人’的涵义，无法直译成中文，因此才照引原语。这一点关系不大，姑且放过。妙的是郭沫若把Governor Landon译成了‘格法诺·兰登’，硬把当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Alfred M.Landon改了名字（兰登当时是堪萨斯州的州长，所以报刊上以Gorernor Landon称之）。中国学人不通英文毫不可耻，且可免‘买办’之嫌。但郭沫若是译过英文诗的人，而且为了英文翻译的问题还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自负对英文的理解能力未必在胡适之下。现在为了指斥胡适‘盲目而无知’，又自作聪明把胡适原文中的英文一一译成中文，然而竟把‘Gorernor’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字音译为‘格法诺’。译者的诗人想象力诚然可惊，但却远远不是我们普通读者所能想象的了。如果当年胡适读了这篇《弁言》，反问这位‘中国科学院院长’：难道‘格法诺’也是你的‘东西’之一，拿来‘打’我胡适这个‘狂妄的家伙’的吗？我不能想象郭沫若究竟会怎么回答。”〔23〕
1937年5月19日到24日的一星期不到中，郭沫若在日本写了《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一文，那是针对胡适1934年12月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长篇学术论文《说儒》而来的。当时《说儒》以其新颖、开阔的论点，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可说是胡适的一篇力作。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以杨伯勉的化名，从日本乘船返国。当船经过黄海时，他看着汹涌的波涛，去国十年，感慨良深，提笔写下了《归国杂吟》的诗篇，其中有“四十六年余一死”的句子。郭沫若此时想到十年辛苦耕耘，却无人知晓，若能以此篇文章一举驳倒胡适，也余愿足矣。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篇文章在7月20日上海《中华公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出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没几天，他这篇自认是批判胡适最重要的文章，竟被大时代的浪涛给吞没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郭沫若在《借问胡适》（后来改题为《驳说儒》）文中认为，《说儒》虽然“举证相当丰富”，但是从他所掌握的古文献，特别是甲骨文、金文数据和现代医学知识来检验胡适的文章，其论点和论据的阐释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提出他的主要论点：（一）三年丧制是儒家的特征。根据《殷墟书契》卜辞所载，殷王（帝乙）二祀、三祀都有自行贞卜、自行主祭的记载，何尝是“三年不言”、“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怎么能说三年之丧是殷制呢？（二）《论语》所说的“高宗谅阴”，“阴”即喑，口不能言为喑；“谅”是“真正”的意思。高宗“谅阴”为“不言症而非倚庐守制”。（三）《易》的卦爻辞乃楚人馯臂子弓所作，孔子死后才出现。胡适根据章太炎对“需”卦爻辞的解释，来说明孔子以前的儒“柔懦而图口腹”，不能成立。（四）《左传·昭公七年》所载《正考父鼎铭》乃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正考父的那一段话，也是经过刘歆窜改的”。（五）《诗·商颂·玄鸟》并非预言诗。（六）《说儒》的出发点是袭用他的成说而加以抄撮发挥的。
史学家邓广铭后来曾就胡适、郭沫若两说加以评论。邓广铭认为，郭文引用甲骨卜辞批驳胡适“三年之丧”为殷制的论断，是“论据确凿，辨析极为精辟的”；对“谅阴”的新解“也是可以接受的”；说《玄鸟》非预言诗的判断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郭氏“断言《周易》成书在孔子身后”，《正考父鼎铭》“出于刘歆伪造”，则“极缺乏证明”；至于说《说儒》的出发点是袭用郭沫若的成说而加以抄撮的，邓广铭则说我敢于斩钉截铁地断言其为诬辞。他说：“《说儒》乃是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基础上，因又陆续受到了章太炎《原儒》、基督教的《圣经》（《以赛亚书》）、傅斯年先生的《周东封与殷遗民》诸著作的启发而写成的；二则据我所知，胡先生对郭先生的文章是不甚重视的，郭文经他过目的极少极少，何能受其影响呢？”〔24〕而就其开创性而言，它更是胡适一生的力作，学者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就这么评价过《说儒》：“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他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犹太教里的祭师（rabbi），和伊斯兰教——尤其是今日伊朗的Shiite支派的教士（agatullah）；这一看法是独具慧眼的，是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大师们是不可能有此想象的；后来老辈的国粹派，也见不及此。”
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的最后结晶，是1945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学者余英时指出，“《十批判书》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开始，然后比较全面地‘批判’先秦各家的思想。不用说，在他的心目中，这部书已正式宣判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死刑。所以他在《后记》中有时指斥别人‘仍在梁（启超）胡（适）余波推荡中’，有时则干脆宣布‘今天已不是梁任公、胡适之的时代’，其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只是此时远在重洋之外的胡适，对郭沫若的吶喊是无法听见的了。
1943年，郭沫若写成了《屈原研究》以及《蒲剑集》中的一系列关于屈原的文章，甚至他在1942年还创作了《屈原》的历史剧。他对屈原的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因此他对于胡适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读《楚辞》文中怀疑屈原其人的存在，认为屈原只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提出强烈的质疑。他指出，胡适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中有“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中间“把孝景丢开了”，便断言“《屈原传》靠不住，因而否定屈原的存在”，“理由殊欠充分”。他认为“‘孝文崩’应该是‘孝景崩’的错误”。对于胡适提出的传文有“五大可疑”，郭沫若也逐一作了辨析。他进而论证了屈原存在的理由，认为在司马迁之前，贾谊和准南王刘安的遗留文字，其中“贾谊有《吊屈原赋》，收在《屈原传》里面”，足见“屈原在贾谊的耳目中是存在的。贾谊离屈原仅有百余年，所在的地方又是长沙！曾经亲眼见过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的”。而刘安“是做过《离骚传》的人，那篇传虽然失传，但在《屈原传》中还保有一部分”，“关于《离骚》的来历，他也必然是有根据的”。关于《楚辞》的《卜居》、《渔父》虽经近人考证，不是屈原作品，但“一定是屈原的后辈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两篇都寄托于屈原，那也刚好证明屈原是确有其人”，所以“《屈原传》在细节上纵使有疏失或为后人所窜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倒的”。至于《离骚》，胡适说或可认为屈原所作，郭沫若则认为是屈原所作断无可疑。《九歌》，胡适说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郭沫若则认为也是屈原的作品，只是在风格上与《离骚》有些差异。关于《天问》，胡适认为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郭沫若则视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怎么能说成‘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来呢？”而且，“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二十年前胡适与顾颉刚等人，正热衷于疑古辨伪，因此会怀疑屈原的真实性，将其视为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甚至对《楚辞》各篇的文学价值都持否定态度。这情形到了1929年后，胡适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他已从疑古转为信古了。因此当顾颉刚1931年介绍名丁迪豪的年轻人要和胡适谈《离骚》作品的年代时，胡适告之对无从证实又无从否定的考据，不要浪费精力于其中，显然胡适对当年在没有掌握更多的证据下对屈原的论断，有“昨是今非”之感。但若就《楚辞》的文学价值的评断，理性的胡适输给了感性的郭沫若。同为想象力丰富瑰奇的诗人，郭沫若是较能够了解屈原的幽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