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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是“讲”出来的
作者：鸣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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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用于自欺欺人。祥瑞，说白了是一种迷信，越是危乱之世，祥瑞反而越多。此何故？国家腐败，政局岌岌可危，帝业动摇，帝王们扭转颓势乏术，除了乞灵于祥瑞撑腰壮胆外，实在是智穷术竭。周密《齐东野语》举了一个典型，五代时王建父子居蜀（前蜀），祥瑞品类之多，堪称应有尽有，动物类除了“五灵”，还有巨人、白雀、白鹿等，植物类有嘉禾、木连理等，而天象则有甘露；频率之高，是“瑞物之出，殆无虚岁”。然而前蜀的社会现实毫无祥瑞可言：太子叛乱，大火焚宫；兵败于外，政乱于内，终致国灭君亡。虚拟的祥瑞并没有给王建父子带来好运，让他们的“形势就是好”的革命高调白唱了——不，应该说是调子越高垮得越快！
四是为纵欲享乐提供理论支持。宋徽宗沉溺声色，纵情宴游，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老天爷“感应”到了，为之降“祥瑞”也格外“大方”，又是山石变玛瑙，又是山崩出水晶，又是溪流生金，加上草木鸟兽之珍，祥瑞利好消息实现了“月月讲”（盖无虚月）。至于芝草，更是弥满四野，为亘古未见之大丰收，密州太守李文仲一次献上“一纲”（三十万本），放了高产卫星，换来一顶本道运使的乌纱帽。皇帝的享乐主义，精明的蔡攸不唯“感应”到了，且进而开导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何必自寻苦恼！”这番“娱乐死”的言论就更坚定了赵皇帝游戏人生的信念。他迷信道士，政和三年祀天，以道士百人为仪仗，令蔡攸为执绥官。君臣二人即兴表演的如下一段小品，令人叫绝。
帝装神弄鬼，称若有所见，并问：“在玉津围东仿佛有楼阁，是何地方？”蔡攸顺着主子的心思答道：“臣见云间楼台殿阁，隐隐数重，皆高地数十丈。”“可见人物否？”“见有道流童子，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于云阁，其眉目历历可识！”赵佶和蔡攸凭着善于发现“祥瑞”的异能，硬是编造出了一段神话故事，那不是一般的祥瑞，神仙直接出面，都要道君皇帝“零距离”接触了！
玩主宋徽宗要体味神仙腾云驾雾的感觉，居然别出心裁，命山区居民以油绢巨囊，于清晨囊得山间野云速送宫中，待皇上光临假山艮岳，即放纵其间，以供观赏游乐，名为“贡云”。
然而，祥瑞丰收而奇谲的神话并没有给赵佶的大宋王朝带来好运，反倒是加速了大祸临头，邦国丧乱，父子君臣做了俘虏，身死它乡。“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就算是天降祥瑞再多，也被赵皇帝及他最信任的六个心腹（民间称为“六贼”）挥霍成了“负增长”，如此腐烂，岂有不亡之理？
五是政治的需要。清朝所谓康乾盛世的三代君王，康熙很少谈及祥瑞，乾隆关注度也不是很高，唯雍正对祥瑞兴趣最浓，他当政十三年中，“祥瑞”又是大丰收。瑞象多多，仅举一例，雍正四年冬黄河水流澄清这一本属正常的自然现象，被雍正君臣大做了一篇“祥瑞秀”文章：群臣以为国家祥瑞，纷起称颂，雍正自然愉快接受，称天降祥瑞乃上天眷佑我列祖列宗，并为一大批官员加官晋爵，领导层皆大欢喜。年轻的皇子弘历为了博取父皇的欢心，也随波逐流献上《河清颂》一篇，主旋律是河清乃天降祥瑞，嘉奖皇上治国之道。有论者称雍正特别迷信，固不无道理，不过在我看来，雍正不断推出祥瑞首先还是政治需要，因为他的帝位得来不是“阳光作业”，而是暗室操作，猫腻太多；因为他的皇冠上沾满了兄弟的血。总之，因为他播种了太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他特别需要打“天意”牌，借助天力、天威来震慑人心，巩固帝位。他的讲祥瑞，其实是讲政治。而正常接班的乾隆继位仅一个月的时间，即颁布了“禁陈奏祥瑞”的谕旨，谓“海宇一道同风，众庶安居乐业，虽不闻瑞物之来，亦无损于太平之象，其或吏治民生，稍未协和底绩，即使休嘉叠告，诸物备臻，与地方治理亦毫无裨益耳”。一改其父热衷祥瑞之风，在位期间少言祥瑞，连他早年所作的《河清颂》亦明令予以删除。因为他知道当年自己颂的不是“河清”而是“皇位”。
四
在“天人感应”作为主导理论的社会中，要君主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反映天意的祥瑞完全不在乎，那就有点难为古人了。但有头脑的帝王对待祥瑞，却可以保持相当的清醒和理智，像汉明帝、汉章帝即是。
永平六年（63）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诏曰：“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立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十七年（74）春正月，甘露频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汉明帝不是闻瑞则喜，而是在表扬声中找差距，认为自己的执政向题多多，根本不具备享受祥瑞的资格；种种祥瑞，是上天对两汉开国皇帝的褒奖。他还由官员报告祥瑞联想到官员奏章中“颇多浮词”，明令对此要加以抑制。
汉章帝建初七年（82），岐山得铜器，形似酒樽，献之，又获白鹿。章帝认为，“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老天降这些瑞物所为何来？东汉明、章二帝所以能开创“明章之治”，与他们能反躬自省而不迷信祥瑞很有关系。
唐太宗的祥瑞观表现在下面一段话中：“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显然，李世民更加关注的是民生，认为人民生话富裕安定比什么祥瑞都重要。正因如此，他对下面的祥瑞处理也就顺理成章——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唐朝另一个以改善民生为瑞的皇帝是文宗李昂。《资治通鉴》记录了他和杜悰讨论祥瑞的一段史实：
及（杜）为工部尚书、判度支，河中奏驺虞见，百官称贺。上谓曰：“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对曰：“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唯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余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谓宰相曰：“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记灾异以儆人君，而不书祥瑞，用此故也！”
正因为把时和年丰、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当做上瑞，其他祥瑞也就无关紧要，文宗公开下诏：“诸道有瑞，皆无得以闻，亦勿申牒所司。其腊飨太庙及飨太清宫，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或许是物极必反，宋代最迷信祥瑞的真、徽二帝，他们的接班人仁宗、高宗却一改父道，不大信奉祥瑞。
皇祐三年（1051）六月，无为军献芝草凡三百五十本。仁宗曰：“朕以丰年为上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鱼虫之异，焉足尚哉！”这种祥瑞观很有些人本思想。
绍兴元年七月乙未，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以枯秸生穗奏瑞。高宗曰：“朕在潜邸，梁间生芝草，官僚皆欲上闻，朕手碎之，不欲宝此奇怪。”乃却之。其后，孔庙生芝、重萼牡丹、灶鼎生金色莲华、彩山下生萱、莲同蒂异萼、芝九茎、瑞瓜等祥瑞频见，秦桧率百官称贺不断。秦桧死后，高宗说：“近年四方奏瑞，文饰取悦，像信州官员报称秦桧父祠堂生灵芝，那佞谀也太露骨了。”赵构能看出献瑞者意在“文饰取悦”、阿谀权贵，说明他头脑清醒看得明白。他对祥瑞所以比较理性，恐怕是从他老爹身上吸取了太多的教训，赵佶的悲惨下场不啻宣告了祥瑞的虚妄和迷信祥瑞的无聊。所以他干脆诏令全国不要再献瑞！在敢于破除老爹的祥瑞迷信这一点上，赵构还是蛮有魄力的。
五
中华祥瑞文化源远流长。长期习染积淀，百姓有了自己的祥瑞文化，主题不外巴望平安吉祥，过个好日子。其祥瑞符号可概括为三星高照，五福临门。他们也渴盼吃皇粮拿俸禄。庶民释褐当公务员，在华夏大地，至今都那么诱人，更何况古代呢。当然，在“吃了没有”作为“第一问”的国度，国民最大的祥瑞愿望是“年年有魚（余）”，吃饱肚子。
至于官家的祥瑞，抛开先民图腾崇拜那种原始形态，其后与文明相伴几千年的祥瑞，始终充当着政治生活中的报喜鸟，为各色政治人物所喜爱，祥为官而报，瑞为时而“生”。祥瑞，成了帝王包装术中最能唬人的大纛；祥瑞，成了权势者夺权和镇压异己的武器。盼祥瑞，是君主的心愿，因为那是“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他坐天下得到上天授权的凭证，哪怕他的权杖是凭卑鄙权谋篡窃的，抑或是血腥屠杀抢夺的；报祥瑞，成了聪明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造祥瑞，其实是上下皆知的假新闻。祥瑞，实在是需要它的人们“讲”出来的。即令当代中国，高产的“卫星”、“就是好”的高调，红彤彤的色彩、最最最的颂圣，以及注水的GDP、对数字888的迷信、赶着献礼的工程等，未尝不依稀可见祥瑞的影子飘荡其间。譬如工程，该一年完工的就老老实实干一年，这叫科学；而一旦被定为“献礼工程”，凭长官意志下“死命令”随意缩短工期，限某个节日必须提前完工、号称“政治任务”者，那就迹近“祥瑞”了，其质量以后每见“不祥”。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坚定不移执行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摈弃种种现代“祥瑞”。
祥瑞作为民俗，也就是祈求吉祥如意。除了有动乱癖，欲趁乱抢权的个别政治人物，平民百姓及大多数统治者，谁不喜欢国泰民安？彻底告别了“斗争哲学”的中华大地，这些年每逢节庆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也许是祥和，吉祥和谐，人同此心。当然，真正的安定祥和的局面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讲”出来的。就像拜年话尽可说“美梦成真”云云，而果欲使其“成真”，那是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艰辛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去奋斗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渴盼吉祥，环球皆然。举凡中外大型运动会，无不精心设计一个吉祥物，即是例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是一个福娃家族，颇富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