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从一本万利到血本无归
作者：王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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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吕氏的处置，在秦王一生中已是难得的温柔之举，没有像对嫪毐那样满门抄斩，五马分尸。这对双方都好，吕氏宁死不辱，是英雄，秦王也因此免去了杀父或杀功臣的骂名。就字面看，秦王确实只是让他下放改造，以观后效，是他畏罪自杀，自寻死路。所以，后人骂秦始皇，很少利用这件事。至于吕氏是否有功并有亲于秦，从秦王曾“为其奉先王功大”，“不忍致法”，吕氏号称“仲父”十年，秦王也都认账来看，不是一张便条就能抹杀的。但小皇帝也寒心到了极点，还在娘胎里就被他卖了，尔后又带着异人扔下他们母子逃走，六年东躲西藏，几番险些丧命，特别是对其生母的玩弄，玩腻了，又转手他人，那种被羞辱的怨恨，被扭曲的病态无以复加，即便是生父，也早已亲情全无。从心理学的角度，始皇帝后来对世界的敌视，对他人的残暴其来有自，吕氏罪莫大焉。
除了感情的纠葛，秦王和吕氏更存在权力的冲突。史载，秦王“欲诛相国”，鉴于“为游说者众”，乃使其以“文信侯就国河南”。照理，吕氏该低调做人了。但他热闹惯了，耐不住寂寞，照样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以至“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史记》说“秦王恐其为变”，怕是那张便条出笼的主要原因。还有两件事也很能反映他们之间的矛盾：一是归政问题。秦王十三岁即位，二十二岁才得以亲政，吕氏身为辅政，迟迟不交权，按秦制，至少拖了两年。二是嫪毐之乱。在这场斗争中，吕氏没有任何作为，是他坐山观虎斗，想从中渔利，还是秦王有意撇开他，怕他乱中夺权？司马迁认为这是一个标志：“吕不韦由此绌矣”。
他们的执政理念也明显对立。在秦王看来，《吕氏春秋》无异于一部毒草。所谓“虚君实臣”，“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分明是以君臣制衡与皇权叫板，是想“挟天子令诸侯”，让皇帝当傀儡！至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反对世袭“与其子孙”，简直是想政权换主，江山易姓，犯上作乱，谋朝篡位了！对这些口号，秦王很恼火，但它太美丽、太动人了，不宜公开反对，只好另找借口，拿吕氏的人头祭旗了！“天下为公”出自《礼记》，蒋中正曾亲笔御书立于中山陵，但从吕氏到蒋氏，身体力行者，鲜矣！
吕氏有些主张不乏进步意义，虽说“不以人废言”，但就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诚信度却是大可怀疑的。表面上以“天下为公”自诩，暗地里以天下为私物，以异人为赌注，贿赂安国君及华阳夫人，打水漂似的一掷千金。表面上广开言路，推出“一字千金”，激励上下对《吕氏春秋》找茬挑刺，骨子里以“一则治，异则乱”为既定方针，策划“阳谋”，引蛇出洞，拿读书人的脑袋寻开心。口头上大讲修身之道，鼓吹“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私下里大搞权钱色交易，无所不用其极。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大概是有感于骗子太多。
曾流行一种怪论，说吕不韦是“伦理政治的献身者”，似乎他是带着高贵动机搞权钱交易的。纵观吕氏辅政十年，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照样穷兵黩武，照样重农抑商，暴秦照样是暴秦，很难为之洗出一番清白，磨出一段光彩。即便是西方通行的选举赞助，大多为某个体或小团体争一点有利的政策微调罢了，且要求在阳光下运作。而说吕氏“于邪门而步正道”，大话或谎言而已。权钱交易既互为手段，又互为目的，卑鄙手段与高尚动机从来无缘。或许，在其为吕氏正名的背后，还有什么别的难于启齿的东西。
四
吕不韦死了，但后来者层出不穷，摩肩接踵，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作为中国权钱交易第一人，吕氏对后世的恶劣影响，更在于他开“捐资纳粟”的制度卖官之先河。吕不韦为相第七年，规定“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此风一开，即成恶俗。此后，汉有“赀选”，唐有“入粟”，宋有“进纳”，元有“纳赀”，明有“纳米”，清有“捐纳”。自秦始，历代王朝虽屡经更迭，“官以贿举，政以赂成”却一以贯之。一部封建官场史，可以说是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将天下买光卖光、自掘坟墓的完蛋史。
现任皇帝挂帅卖官，首推东汉的安帝和灵帝。安帝永初元年登基即“计金授官”，《后汉书》说“汉祚衰微，自此而始”。汉灵帝更是明火执仗公开卖官：一是“开西邸”，设置卖官机构；二是明码标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定价；三是赊官，富者现买现卖，贫者到任后加倍缴纳。从安帝到灵帝，卖官成风，贿赂公行，阎王与小鬼相接，龙种与跳蚤共舞，正常的封建秩序完全被破坏了，社会腐败昏乱到了极点。其间八十二年，十二人先后造反称帝，见于史载的农民暴动近百次，最终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
女人挟天子大肆卖官，始于唐中宗韦后。这便是中国官职制度史上的特殊怪胎——“斜封官”。鸡鸣狗盗、贪赃枉法之徒，只要向韦氏贿钱三十万，便可得到皇帝的“墨敕”，后扩大到上官婕妤及安乐、长宁、太平公主。任命书歪斜封缄送中书省，以示官帽来自非正常途径，颇有些黑色幽默。《新唐书·选举志》估算，中宗复辟六年间，批发水货乌纱“凡数千员”。冗官“内盈外滥，无厅事以居”，充当起各自女主篡位的帮凶。从神龙元年到开元元年，八年半发生政变七次，更换皇帝四个，唐中宗戴着韦后奉送的绿帽子，喝着安乐公主的毒酒一命呜呼。
宋元明清宰相级高官卖官卖国、吃里爬外者，如“公相”蔡京、“媪相”童贯、“隐相”梁师成、“奸相”秦桧；“卖官鬻狱”、“毒及编民”者，如阿合马、桑哥也弘；“嗜权酷贪、流毒天下”者，如严嵩；“贪墨无厌”、富可敌国者，如“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节度使戚方是个占山为王、抢钱买官的土匪；都统制吴曦是个厚赂请托、引狼入室的“债帅”；五品提刑西门庆是个一路银子、一泻千里的淫棍兼杀人犯；总督毕沅、巡抚福宁、藩司陈淮，人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及至民国“贿选总统”，战后“接收大员”，当代“千万县令”、“五毒书记”，不一而足。
听听来自底层口耳相传的民谣吧：“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要当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余，兵部吃军饷，刑部吃赎款，工部吃侵冒，礼部吃举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致富，动干部；要做官，钱铺路”；“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移动；连跑带送，提拔重用”。这些不胫而走的民谣，寓严肃于戏谑，寓规谏于调侃，针砭时弊，承载民意，反映舆情。民谣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晴雨表”，是一张掩蔽的大嘴，其所蕴藏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尽管它们来自无权无钱、欲哭无泪、欲告无门的草根阶层。
腐败问题，既有人性的贪婪，也有社会的缺陷，但其终极根源在制度本身。任何社会都存在腐败现象，但吏治的腐败成为最大的腐败，成为全局性灾难，成为不治之症，无疑是专制制度权力绝对法则的结果。一部权钱交易史，本质上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历史。吕氏及其后裔们从一本万利到血本无归，从玩火自焚到殃及整个体制，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这个历史的怪圈。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必须从制度入手对症下药，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以权力约束权力”，即以权力的合理分解和有效监督遏制绝对的权力。这个命题显然指向了制度或体制变革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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