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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烈文与《申报·自由谈》的革新
作者：康化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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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烈文深知有经验、有威望的老辈作家是社会的文化精英，也是办好刊物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办好刊物有着“振臂一呼，群山响应”的作用，便频频地向鲁迅、茅盾等约稿。从黎烈文主持《自由谈》的1932年12月1日，至1934年5月被迫辞职的一年半时间里，鲁迅倾全力支持，给《自由谈》投稿一百二十五篇。由于国民党新闻检查处的查禁，“没有能够刊出”的有十篇，实发表一百一十五篇，全部收入其思想最辉煌、影响最巨大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个杂文集。从此，黎烈文、鲁迅之间的编辑与作者关系，一跃而成心心相印的忘年之交。
《自由谈》上尖锐的时政杂文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满。在对立势力的围攻和上海市特别党部的压逼下，1933年5月黎烈文被迫发表了“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为防黎烈文在反对势力压迫下泄气，鲁迅马上发出《致黎烈文信》以宽其心，以解其虑。为支持黎烈文，鲁迅更加关心《自由谈》，抱病为之写出更多、更好的杂文。在《鲁迅日记》中，常常载有一边是“发热，倦怠”、“胃痛”、“热三十八度五”、“夜咳嗽颇剧”、“须藤（日本医生）会诊，并衡体重为三十七点四六磅”、“夜失眠”、“抽肋膜间积水约两百格兰”等等，一边却是“得烈文信，即复”、“烈文来谈”、“访烈文”、“烈文招饮于寓，傍晚赴之”、“注射后作《女吊》一篇，三千字”等等。鲁迅对黎烈文工作的支持，真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了。
以兼容并包的襟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这也是黎烈文办刊的开放、民主精神。鲁迅、茅盾等的针砭时弊的杂文写作，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当时，“左联”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也大力支持。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和周建人等都写了许多杂文；从事创作的人，如老舍、巴金、沈从文、张天翼等都寄出了很多作品；连并非新文艺的作者，如章太炎、吴稚晖等也为《自由谈》写了一些文章。这就使得《自由谈》的内容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杂感之外还有小说、散文、游记和速写，还有随笔、读书笔记、文艺评论，还有小考证、科学小品和外国作品的翻译等等。而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每天一篇针对时局形势、社会陋俗和不良风尚而写的议论性杂感。唐弢在《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中写道：“我甚至觉得，《自由谈》其实是‘五四’以来最讲究广泛团结，真正做到‘兼容并包’的刊物。”
《自由谈》改革的成功，还在于大胆、放手地起用青年作者。唐弢说：“《自由谈》的革新，从黎烈文到张梓生，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杂感，是散文，是探讨文艺原理的短论，都像野草一样在盘石底下曲折生长，涌现了一批新人。即以创作为例，已经成名的靳以、芦焚、欧阳山、陈白尘、徐盈等暂且不说，新起的如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柯灵、黑丁、荒煤、罗淑等，也大都发硎于此，在这里试练过他们的笔墨。”〔9〕徐懋庸在回忆他怎样走上文坛时，动情地说：“那时我刚刚二十岁，只身漂泊上海，毫无生活来源，便写了两篇短文，寄给《自由谈》编辑部。不过试一试而已……不料几天以后，《自由谈》竟发表了那两篇东西，编辑黎烈文在寄稿费的同时，还写了封信给我，说是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我再写。”〔10〕
办刊，尤其要办好刊，难免会因为摆不平各方面的作者或各方面的势力而招来怨恨、攻击，这就需要忍劲和韧劲。这就是鲁迅1933年7月14日《致黎烈文》信中说的：“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如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因留学海外六年归来，于国内文坛不熟，接编《自由谈》后便预约创造社早期成员张资平写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善写三角、多角恋爱小说的张资平，便写下了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在《自由谈》上连载了四个多月后，黎烈文见作品中内容猥亵琐屑、格调低下，与他干预时政、明快犀利的改革精神不符合，便下决心停刊该作。1933年4月22日，黎烈文在《自由谈》上刊出编辑部启事云：“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起将（张资平）《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上海滩以卖文为生的作家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报，对《自由谈》的改革及左翼文化的兴起抢占了他们的地盘，本就早生不满。此时正好利用停刊张资平的作品的机会，便兴风作浪。
张资平在小报鼓噪下，遂于1933年7月6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刊出《张资平启事》，污蔑黎烈文仗势欺人，是因为有“资本家”史量才作“后援”，还有“妹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社会背景。次日，即7月7日，黎烈文同样在《青光》上刊出针对张资平的启事的启事云：
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容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未置回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蔑，其中有“姐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姐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遗憾（没有姐妹嫁做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另一种病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鲁迅于张资平《启事》后的第二天即致信黎烈文，告之对付张资平这类文人的“战法”：一是“戒愤怒”，“只需付之一笑，徐徐扑之”；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彼等用“粪帚”攻击，对这类人也不要太忠厚，可同样用“粪帚”反驳。1933年7月8日《致黎烈文》信云：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十余年，颇觉得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资平之战法，实亦此类也。看《自由谈》所发表的几篇批评（包括黎烈文声明的绝无“姐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文章），皆太忠厚。
鲁迅于1933年7月14日又《致黎烈文》信云：“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略为平和，本亦一法。然而仍不免攻击，因为攻击之来，与内容其实是无甚关系的。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故脾气甚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者又加以贪滑，认真编辑，必苦于应付。我在北京见一编辑，亦新文化人，积稿盈筐，未尝一看。骂信猬集，亦不为奇，久而久之，投稿者无法可想，遂皆大败。怨恨之极，但寄一信，内画生殖器，上题此公之名而已。此种战法，虽皆神奇，但我辈恐不能学也。”
改革以前的《自由谈》时评，常被人讽刺为不伤脾胃的“太上感应篇”。既不应“时”，又很少有“评”，只是做一些远离现实的格言或插科打诨的闲语。改革后的时评联系实际，尖锐泼辣。特别是淞沪抗战以后，抓住时局的症结，敢言人所不敢言，或揭露日寇野心，或抨击当局不抵抗，或要求民主自由、开放党禁，或支持学生运动，呼吁救亡图存，深受读者欢迎。文风上一改过去四平八稳和文白夹杂的现象，或慷慨激昂、感情充沛，或侃侃而叙、阐明哲理。《自由谈》遂成为白色恐怖下的一块绿洲，成为冲破“文化围剿”的进步文化力量的一个重要阵地。于是，《自由谈》声誉剧增，读者广泛欢迎，《申报》的订户猛然增长。
从1932年底至1934年夏，黎烈文全力以赴，编辑中国最有影响、最有名气的副刊《申报·自由谈》，加上与黎烈文同调的后继者张梓生仍续开放进取、干预时政的办刊方针，便成就了五四以来中国杂文的最辉煌时期。茅盾回忆道：“《自由谈》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黎烈文在革新《自由谈》上的这份功劳。”〔11〕用曹聚人有些过誉的话来说：“《自由谈》在陈蝶仙主编时期，有其一种作风，到了周瘦鹃先生主编，又有一种作风。到了黎烈文兄来主编，好象继承了《北晨》副刊《觉悟》、《学灯》这一传统，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灯塔。”〔12〕“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应当大书一笔。”〔13〕自然在“大书”之时，是不能忘记黎烈文个人所起的作用的。
注释：
〔1〕〔5〕〔11〕〔13〕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2〕逸：《黎烈文未入文总》，《社会新闻》1933年3月24日第2卷第28期。
〔3〕农：《鲁迅、沈雁冰的宏图》，《社会新闻》1933年5月6日第3卷第12期。
〔4〕〔7〕〔12〕曹聚人：《黎烈文与自由谈》，《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6〕黎烈师：《怀念长兄黎烈文》，［美］《源流》1984年5月创刊号。
〔8〕黎烈文：《编者启事》，《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2日。
〔9〕唐弢：《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
〔10〕《徐懋庸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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