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中国民间意识下的“抗日”倾向

作者：施京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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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某中国人和某日本人的关系，也不仅仅是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比如小泉纯一郎和福田康夫之间的差异）。尽管中国政府曾经寄希望“一衣带水”的邻邦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历史的缠绕”下，到底难以深入，两国毕竟还是要面对历史的语境。在日本“暧昧的反省”状态下，任何一个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都可能转化为日本的态度，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东史郎日记案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普遍认为桥本光治诉东史郎案是一起典型的民事案件，中国人却将其政治化了，很显然是将这起案例抽象化、脱离了诉讼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桥本在南京的行为是否存在，不是一起孤立的刑事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不但和侵华战争联系在一起，更是和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身就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桥本诉东史郎的目的也并不在单纯为自己的“名誉权”辩护，更在于试图以民事诉讼达到消解政治内容的目的，在桥本的背后不仅有他的律师，还有规模宏大的极右势力。虽然我们不能以“目的论”者的眼光来质问诉讼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中国人的反应还会如此强烈吗？事实上，日本一直在以“民事的态度”来对待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这样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也正因为日本政府的态度如此，才加剧了中国民间意识中的“抗日”倾向。同样，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也是如此。正如中国领导人所一贯表明的态度一样，这不单纯是日本内政问题，事关日本与周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内政”所不能替代的。我倒以为，日本作为经济巨人的形象给他们的国民带来了太多的虚幻以至梦呓。相比较而言，日本对中国的无知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无知。这也是发达的日本经济所造就的，发达相对于落后总是有吸引力的。
　　特别严峻的是，这些观念在日本一些自认为有“进步感”的学者中也有存在。我并不想怀疑他们正义的真实性，但从他们许多激烈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其进步色彩始终被自己民族性所遮蔽，因此其言论漏洞多多。他们就没有想过一个被严重羞辱过的民族是不愿意轻易地触痛历史的创伤的。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2000年春节后，我去看望已九十七岁高龄的祖父，再一次向老人家提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试图从历史的亲历者身上求证历史的本来面目，老人只说了一句“这是件伤心的事”。仅仅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听到。过去我也屡次提出过这些问题，但老人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可见屠杀所造成心灵的伤害是多么深重，中国人并不愿意每一天都进行这样的惨痛的回忆！如今，这样的记忆已随百岁高龄而辞世的祖父，化着一缕青烟消失在苍茫的天空！可是，面对“日本的态度”却不得不回忆，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而且更进一步地讲，既然这些有“进步感”的学者和现在的日本政府一样都承认了过去的战争罪行，为什么就不能彻底地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难道仅仅就是因为“不够学术”？确实，中国在研究历史问题的学术水平上颇为落后，但学术落后并不等于可以抹杀历史。由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实质问题上的闪烁其词，既纵容了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也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两国的民族主义一旦感染上“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中日关系必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记忆是一本书，只能翻过去，不能毁掉它。
　　中日未来的关系是要朝前看的而且也必须要朝前看，前提就是要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只是这一页至今还没有翻过，其主动权掌握于日本的手中，取决于日本的态度。以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历史观”只会让中国人更加不安，最终于中日双方绝无益处。小岛洁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二十一世纪，除非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在亚洲地区发挥创造和平的生存环境的部分作用，否则日本作为这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是没有出路的。”所幸，日本毕竟还有像小岛洁、沟口雄三那样操持正义和勇于面对历史的知识分子，中日之未来是有希望的。
　　上溯至2000年之前，当时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远远不如今天这样激烈，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日双方都滋生出了太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爱好和平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以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必须要在政治轨道上予以解决，否则，于世界和平、于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有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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