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改革的而立之年

作者：曹东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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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化改革能否持续推进，取决于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平均主义可怕，转轨腐败更加可怕，而且从根本上说，这两种现象的根源都在于政府权力的无限伸张，区别仅在于前者是公权力直接干预每一个体的生活，后者则是一些人凭借公权力进行猖狂的寻租活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人们习惯于用“苏东剧变”来证明激进改革的失败，但恐怕令多数人吃惊的是，苏东那样激烈的民营化改革，其产权配置效果尽管并非尽善，在多元化社会中的评价也不一，但其基本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却坚如磐石。有学者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时指出，若民主化先于民营化，则其过程的公开性和操作的透明性由于民众和舆论的有力监督、更主要的是由于宪政框架的有效制约下而得到保证。改革过程中由于权力滥用和腐败引发财富在短期内向少数人的迅速集聚，这种行政力量对市场正常运作的干预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不仅在实际经济领域对公平竞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对于民众的社会心理特别是底层民众相对被剥夺感的产生有着巨大的刺激作用。
　　梁启超老先生睿智，曾言晚清变局：“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是言得之。财富差异极大的国家尤其盛产暴力革命，盖以其阶层对立更易于导引向暴民政治；而那些政治体系流动性顺畅的、结构扁平的国家中，由于没有严重的阶层对立，所以能保持长期的社会稳定。中国自古有革命的传统和流血的偏好，纵是体制内的增量改革，也总有不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剧人物。
　　历史上不少改革悲剧的症结在于瞻前顾后、错失良机，因为惧怕改革的失控，产生了心理和政策上的畏首畏尾。因为矛盾不断累积，最后连最起码的谈判妥协的余地都失去了。其实，国家起源于人们对安全和稳定的需求，需要有组织的暴力，这本是历史的常态。国家集聚起暴力并垄断地使用它们的初衷，是为了抵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及伤害。但是国家的职能不可能长期停留在这种层次上，它在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和安全秩序后，还要确保其人民朝向良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迈进。两百多年前，康德在探讨人类历史起源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文明所承担的最大灾难就是被卷入内乱和战争。
　　
　　（三）
　　
　　二十年前，在改革十岁的时候，中国人正在走出改革第一阶段的甜蜜时期，开始认真品味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滋味；而在文化界，继掀起一轮中国的人文主义复兴运动、重拾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鲜活个性之后，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滞进行批判。十年前，在改革二十岁的时候，中国人在物资相对过剩、有效内需不足的境况下，开始承受偏离充分就业的痛苦，下岗、再就业是那个年份的关键词。
　　2008年，改革将度过它的三十岁生日。而立之年，作为一个人来说，已过了只凭一腔热情和冲动而大干快上的年代，已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行事了。而立之年，应当是认真检视和反思自己的成长岁月的时点，应当是理性思索同时仍需豪情满怀的时点，应当是走向成熟、走向自立、确立明晰的人生目标并开始大有作为的时点。如同三十年以前的狂热年代中，革命是这个体制所认可的褒义词；这三十年来，改良、改革逐渐被人们认同，写进了各种文件和著作，成为一种时髦话、口头禅、大路货。改革进行到这种关节点上，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
　　改革的而立之年，将要进一步打开国门，迎四方宾客于京师，共圆同一个世界的同一个梦想。十八年前，也是在京师，依靠着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我们也曾大会宾客于亚运会。我还清晰地记起，其时方才小学一年级的我接受动员，为一个尚不能理解其含义的亚运会激动了好些日子。今天仍然有意识形态的动员，同时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融入诸多现代元素、普世精神。报章舆论所反映出的主流意见是关于竞争机制、公平原则、大国心态、公民意识、文明素养等等方面的深刻思考，真个是蔚为大观，显然与十八年前大不相同。今天的改革已经具体而微，不再是空洞的概念的运动，也不再是精英们理想主义的呐喊，而是与每个人的切身命运息息相关。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是有大志向的民族，是有志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所贡献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民族。尽管近代以来艰祸繁兴，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整个国家从一种前现代的神化状态中逐步“还俗”——回归世俗状态，回到正常状态，古老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出青春。历史对每个民族都是公平的，挑战与应战的生存法则适用于各个国家。唯有能够把握住机遇、奋力迎接时代挑战的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跻身先进之列。
　　2008，应当是个有真正动作的改革年，人们不应当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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