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市井有谁知国士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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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君宪梦的彻底破灭，则要等到1917年张勋复辟。武人张勋和文人康有为主导复辟，自然不会忘了杨度这位君宪制度最有力的辩手，没想到杨度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发出《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先说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故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紧接着笔锋一转，痛斥张勋复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2〕。君主立宪，其精神实质在“立宪”，而张勋等人岂足明乎此？杨度在电文中沉痛地说：“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杨度早已看出张勋绝不能成事，这一电文可能有怕受连累的意图，但他也深知，经此一胡闹，恐怕再也无人去深入领会君宪之精神实质了，所以其痛心也是情见乎辞。事实是，从此以后，杨度再也不谈君宪了。
杨度的君宪梦破产了，但他对后来历史演进的预测却没有完全落空。他在那篇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第二次宣言》中说，共和国之元首不定于一，即不能禁人不争，于是，“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数年一选举，则数年一竞争，斯数年一战乱耳。彼时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变为兵选……”〔3〕袁世凯这个短命的皇帝倒了，在名义上的共和国体之下，上演的不正是“所谓民选，变为兵选”的滑稽好戏么？
帝王师与纵横术
杨度一生中，最惹人非议的，是他和袁世凯的关系，特别是不惜为袁世凯的复辟作理论之前驱。
袁世凯和杨度这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始于1908年。这一年4月，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位清廷极为倚重的封疆大吏，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在袁、张的大力举荐之下，这位回国不久、仅有举人功名的湖南青年，奉上谕，“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袁世凯为什么要独施青眼于杨度？过去，因为袁世凯是脸谱化的人物，所以，往往归结于袁世凯的师心自用，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一本名为《筹安会“六君子”传》的书中就说：“袁世凯因戊戌告密欠下了维新派的一笔血债。不料事隔十年，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挂起‘预备立宪’的假招牌，甚至西太后也不敢公开反对立宪了。太后已是风烛残年，死亡之期不远。光绪大有恢复政权之可能。在这一变局下，袁也不得不见风使舵，表示拥护新政，以免站脚不住。他迫切需要一个懂得宪政的人做他的爪牙。”类似分析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清廷大吏中，袁世凯是能员，且不论心术到底如何，他毕竟属于有才干有魄力且相对具有眼光的人，这样一个人物，他对大清朝面临的困局岂非心知肚明？他怎能不知，若非改弦更张，清廷的统治断难维持？试翻阅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厚厚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可以知道，其实远不止一个袁世凯，在清廷大员中，谈论立宪已是一种时髦。至于他相中杨度，当然是由于其“宪政专家”的显赫声名。
袁世凯垂青于杨度，深刻地影响了杨度的人生道路。首先，作为一个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的读书人，不能不对赏识、提拔自己的政治人物怀有一种知遇之感。其次，杨度早年师从王湘绮，研习帝王学和纵横术，一直苦无实施处，现在他从袁世凯这里仿佛看到了做帝王师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做帝王师和杨度根深蒂固的君宪情结并不矛盾，而且在杨度看来，还能够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纵横术是战国时期张仪等人的秘技，他们以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君主面前兜售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以求得个人的飞黄腾达。纵横家的以学干禄虽为儒家所不齿，但实际上二者有相通之处。儒家讲究达则兼济天下，追求致君于尧舜，何尝不是希望导君于正？所以，找一个圣主做其帝王师，以实现自己的济世抱负，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只不过在儒家看来，他们做帝王师决不是像纵横家一样，以此求得个人的功名富贵。杨度的恩师王湘绮就是精研帝王学和纵横术的大师。他先相中了作为执政大臣的肃顺，对其抱有知遇之恩，可惜，此人不久就在慈禧和恭亲王合谋的政变中被诛杀了；后来他又相中了曾国藩，希望俨然支撑清廷半壁河山的曾氏借着太平军起事，推翻满人的异族统治，至少也来个割据称雄。可惜不但“纵横计不就”，王湘琦还被曾国藩斥为“妄人”，只好怀揣满肚子不合时宜，回湖南老家著书自娱了。
也许是时也，命也，也许是未选好客体，王湘绮的奇谋未售，而到了弟子杨度这儿，机会仿佛真的来了。在精通纵横术的人眼里，袁世凯似乎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对象。在很长的时期里，袁世凯被丑化得非常厉害。丑化有丑化的道理，但如果否定他在当时具备非凡的声望和人脉就不合乎历史的真实了。当时的情况是，在主张立宪的改良派眼里，袁世凯开明、通世变，在外国人眼里，此人是清廷中的实力派，且颇具才干，是清廷中不可一日或缺的“股肱”，甚至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也称赞袁世凯有“雄才大略”，为“一世英物”。对这一切，我们可以说此人太狡诈太八面玲珑，太会伪装太擅长笼络人心，但却不能不承认，他的确具备非凡的手腕。明乎此，杨度把“宝”押在袁世凯身上，认定他可以实现自己君宪救国的抱负，也就不难索解了。
袁世凯在光绪帝和西太后辞世，光绪的弟弟载沣摄政后被驱逐回了河南老家，仓皇离京的时候，其亲朋旧交中，只有两个人到车站送行，其中之一就是杨度。这是一个让人侧目的动作，但其实也正是纵横术的要诀之一：要善于识英雄于未遇或落难之中，要善于“烧冷灶”。也许，在众人的侧目中，杨度心头泛起的正是一种得意之感吧？果然，他的冷灶烧对了，当上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很快就投桃报李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对杨度来说未必就是幸运，更不意味着个人抱负的实现。袁世凯临死前抱怨“杨度误我”，杨度写挽联要袁世凯在九泉之下反思是否对得起君宪。二人以最初的惺惺相惜始，最后却以双输而告终。
1916年12月，王湘绮辞世，杨度的挽联是：“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上联悼王，下联伤己。平生研习帝王学，满怀济世之志，只换来了一个“颠沛”的结果，能无凄怆？这是一个悲剧。悲剧的根源，可以说是因为袁世凯头脑的似新而终不新，也可以说是杨度的缺乏知人之明，更可以用一种自认为高明的调子，说是杨度不知世界大势，偏要拉“君主”这辆老掉牙的破车……隔代论史，只能这样说说而已了，又有谁能够真正回到当日之现场，对历史人物的心境作真切的体味？
“投机”辨
前面说过，杨度一生，收获了各种“头衔”，其中最有打击力的，是称其为“投机分子”。“投机”一词对知识分子而言，比骂禽兽不如还要厉害。投机意味着知识分子善变，没有立场，丧失气节，随风倒，有奶便是娘。
纵观杨度一生，他的确善变。在留学日本之初，他是“骚动的进步主义者”，主张趋近于同盟会，但很快就一变而持君宪救国论，君宪梦破灭，他又一度帮助、追随孙中山，后来在上海做了杜月笙的清客，在人人都指其为大流氓手下的帮闲时，居然又秘密加入了中共，且一直等到其身后，才由病中的周恩来披露出来……如此变幻莫测，安能逃脱“投机政客”之讥？
如果我们眼光更开阔一些，当能发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的这种善变，并不独杨度一人为然。比如梁启超，其善变犹在杨度之上，而梁启超并不讳言这一点，他把自己的屡屡“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视为不失进取之心的一个标志。考察这种善变，首先必须注意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急剧变动的事实。因为这种急剧的变动，知识分子不得不随之而不断调适自己。其次，当然要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即其几乎与生俱来的依附性，而在缺乏经济和政治基础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里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这种依附性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又是注定难以克服的。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不想救国不想济世则已，否则只能因人而成事。不过，真正的知识分子，善变之中又总会坚持一点，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