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阳春几曲和亦难
作者：云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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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传统中优秀的东西正在逐渐复苏。刚刚过完的法定清明节，得到民间社会广泛的认同。既清且明的时节，除了怀念先祖，慎终追远，还有对自然丰厚赐与的铭记和感恩。在呼唤国人历史记忆过程中，像蔡禹僧先生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写《中国式的忧郁》的周拓先生，就让我们领略了文学史上的另一传统。他认为“忧郁源自于人对自身存在的反复拷问，源自于人对整个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中国的文学自古以来不乏忧郁的传统”，只是这一传统后来始而被轰轰烈烈的斗争所中断，继而又被物欲的极度狂欢所淹没。
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以忧郁为灵魂的作品有其沉重的历史感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昭明文选》收灵了大量这样的作品，江淹的《忆赋》、《别赋》，陆机的《叹逝赋》，潘岳的《怀旧赋》，皆下笔惊心，愁烟满纸，使读之者阅历愈久，共鸣愈深。忧郁既是心结，又是境界。王国维评论词作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原因在李后主经历剧变后愁肠百结，发而为文动人心魄，而王国维又恰好“性复忧郁”，“情感苦多”，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便有了穿越千年的交感。
中国式的忧郁自然不同于俄罗斯，但作为一种情感，曾长期奔涌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今后或许会延续下去，并在品质上得到升华。
（七）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便开始了被边缘化的命运，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均在惨淡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文学不仅遭到大众的冷遇，而且受到社会精英群体的遗弃。再者，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任何一个写手都可将自己的作品上网发表，这又使“作家”这个称呼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这样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作家纷纷转换职业和志业，文学的天堂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思想界、学术界的人士对当下中国的文学状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其中便包括摩罗先生。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摩罗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两者就像跑在两股道上的车，找不到会合点。
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和优秀的文学，如今会码字的人都可以说上一番。不少中国作家很有与世界接轨的“远见”，他们或者标榜探索普遍的人性，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要为世界开太平，或者“躲进小楼成一统”，专心抒写个人隐秘的心灵世界，尝试为小我寻求救赎之道。他们的眼界要么大得很，要么小得很。这样的创作心态，究竟是文学观念的进步还是人文精神的溃散？是正常的分疏还是反常的逃避？
（八）
以文学创作出名的王蒙先生，近年来转向写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作品不时见诸报刊，其中有好几篇便发表在《书屋》杂志上。王蒙先生研究《道德经》与中国式宗教意识的关系，文中不乏文学家的瑰丽想象和神来妙笔，如他认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把本质化的“道”与原真性的“自然”紧密相连，意味着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白：“彼岸的一切只有通过此岸来把握，此岸的呈现即是彼岸的信息、彼岸的下载。”他强调“道法自然”，很有些存在先于本质的意味。
道家与道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家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修身方法，对东汉时期开始成形的道教有直接的影响，但道教在吸收道家的思想之外，还融合了古代神仙家的方术以及民间的巫术鬼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与其他宗教有可比性的经典教仪、教团组织、仪式活动和戒律制度。王蒙先生在文章中未能说明此种区别，而是笼统地说道教没有像佛教释伽、基督耶稣这样人格化的神，因而避免了许多神学难题。实际上，道教从酝酿到成形，便着意将“道”改造为老子的化身，认为“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张天师撰《老子想尔注》，声称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可见，道教作为中国式的宗教，亦注重以人格化的神开宗立派，吸引教众。教派一旦确立，与其他宗教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九）
伍国先生的《大话唐僧和孙悟空》，是获奖文章中少有的以趣味取胜的篇什，读来令人大快朵颐。该文贴了唐僧不少大字报，说他“委实缺少领导风范”，“其实是一个儒家士大夫”，孙悟空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他。唐僧居于孙悟空之上，有如“外行领导内行”，是古代官场潜规则在取经路上的再现。说了这些，作者犹不过瘾，又下狠笔刻画唐僧的诡诈荒唐，尤其是面对女色时的六神无主，直到将唐僧“意淫的哀伤”揭露无遗，这才真正解了气。相反，伍国先生大赞孙悟空才是真正的一代高僧，他出家动机纯正，完全是出于“一种存在主义的痛苦”，完全是基于自己想要了断轮回的内心驱动。他珍惜观音赐予的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沿途上忍受了种种磨难，包括唐僧这样无能的领导者带给他的严重心理不适，终于完全使命，取回真经。
唐僧和《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都是属于看上去很平庸的人物，但却一个成了取经路上的师傅，一个成了造反道上的首领，而且稳坐第一把交椅。你看《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等个个胆气冲天，武艺高强，却在宋江这个一心想招安的“鸟人”门下受屈，好不郁闷。鲁智深的勇气、见识不是很有些像孙悟空么？读《西游记》和《水浒传》，读者难免为此动怒，但怒处亦是乐处，伍国先生想必有同慨吧。
（十）
“我们丧失相信的能力了吗”？毕会成先生在一篇只有三千字的文章中反复追问。这沉痛的追问源自于某些媒体将“准自杀者”界定为“跳楼秀”、“跳桥秀”、“跳塔秀”的恶劣行为，源自于看客们“要跳就跳”的疯狂呐喊。
媒体和看客们的合谋，活现出城市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贫血症。毕会成先生悲愤地指出，“自杀秀”的频繁上演如同进京上访一样，是对基层司法救济和申诉渠道丧失信心的表现。媒体对“自杀秀”的妖魔化处理，是对真正问题的掩盖和转移，即把体制性弊端转化为个人的道德缺陷，把社会正义问题转化为对“刁民”的声讨，使造成“自杀秀”的职能部门的渎职责任被免于追究。而如果对“自杀秀”施以惩罚，则无异于二次伤害，是非正义的二次方。
如今有一种叫“注意力经济”的提法，一些媒体对“自杀秀”的处理于是就成了媒介策略，但这样的策略无疑使本应充当社会正义守持者的媒体蒙辱。而看客们的冷漠心态却并不新鲜，依然是鲁迅先生当年所揭示的看客心理，即把他人的痛苦当赏玩，把自己的“幸免”当本事。
对社会“弱者”的同情，是文明人起码的道德良知，每一个人在特定人际关系中都有可能成为弱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对准自杀者的悲情无动于衷吗？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书屋》在努力地坚持自己的风格和主张，已属难能可贵。在这个平台上阅读和交流的人们，一直在享受着播撒常识、收获知识、开启思维的快乐。虽然作者和读者队伍的广度有限，但我相信多数阅读《书屋》的人都有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在读者们推选的这些获奖文章中，良知和理性、智慧和机巧、幽默和俏皮、思辨和心绪，犹如珠海散贝，每一片都能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都能让我们感慨无尽，受益多多。感谢《书屋》的作者们，更感谢《书屋》越来越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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