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赈灾，驱动理性反思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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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从道德激情到组织动员
这次汶川赈灾，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现象是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积极互动，形成了一个志愿者组织与社会组织（新闻机构、医疗组织、企业家群体）积极投入赈灾的感人景象。中国社会力量以富有道德感、牺牲精神和忘我工作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毕竟中国“社会”还属于新生力量，还需要在赞赏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进行认真的检讨，方才能够期望它们在将来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
让我们惊叹的是遭遇大灾大难的中华民族在灾害面前的空前凝聚、团结、友爱和互助，这是一个社会具有压不倒、摧不垮的精神脊梁的鲜明体现。同时，灾区民众自发行动的抗灾救灾，以及灾区民众表现出的面对灾难的惊人勇气和坚韧意志也使人感佩不已。汶川地震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新锻铸，使民族精神得到了升华。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经受这样的大灾大难，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灾难中的民众处境的认识还显得不足，人们大多敬重灾区民众的勇敢和互助，因为媒体充满着战胜死亡和拯救伤病的成功故事，而且对于勇敢地逃出灾区的事迹的描述甚为翔实。这绝对是正确的抉择。但灾难痛苦与精神升华的两重精神结构，是我们准确认知受灾民众精神处境与实际状况的两个视角。两者不能偏废。刘汉希望小学的几位老师带领几十位同学翻山越岭逃出灾区，实在让人认识到生命的奇迹、老师的伟大、学生的顽强、人类的能量。但我们也要了解几十位师生在翻山越岭遭遇黑云压顶的时候，他们内心充满了害怕、惊恐、担忧和茫然。并不能因为几十位师生的恐惧，我们就对他们求生的伟大行动产生一丝丝的轻蔑。相反，我们内心对他们的尊重增加了许多。我们人类总是在充满畏惧心理的同时充实自己坚强的信心。没有畏惧的坚强是虚假的坚强。汶川地震受灾师生给我们上了全面认识人性特征的极富教益的一课。这使我们对灾害处境不仅仅生发一种悲壮情怀，而且还携带着一种悲惨记忆。与此同时，地震就被我们理性地记忆为人类灾难而不是救灾凯歌，赈灾的道德激情也就净化为深沉的反思。
汶川抗震救灾召唤着中国人的公民精神。全国民众踊跃无比的捐款捐物，体现了“大爱无疆”、“民胞物与”的崇高精神。但少许的杂音也让我们沉潜反省中国公民责任的普遍有效建构问题，辽宁出现了一个女性辱骂灾区人民而被逮捕的个案、广东出现了网民对死难灾民表示轻忽的帖子，这些事例与全国民众积极赈灾慷慨捐助的主流相比，实在是极个别的事件。但就是这些极个别的事件，推动我们认真思考“何谓公民”这个问题的正解。一般我们总习惯于在公民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何谓公民这个问题，因此如何保护公民利益成为主导性的选择。公民也就在权利神圣的角度获得了基本内涵。但公民还有另一个理解视角，那就是作为同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具有相互关爱、互相协助、患难与共的公民精神规定性。后者甚至是界定一个人足不足够成为公民的先设性准则。可见，那些自认为自己仅仅是自由地发表了对灾区民众的看法、因此应当得到法律与社会保护的人士，已经超越了公民行动的道德底线，不能得到人们的些微认同。一个对他人生命价值缺乏关怀、对他们伤痛完全冷漠的人，不足以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成员，对他们进行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乃是维护人类基本价值的必须。
这次汶川赈灾体现诸多的中国进步。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进步就是国家对于灾区民众的心理救助和干预。汶川赈灾的心理救助，使灾民心理、救助者心理、社会心理共同受到关注。这也是关注心理健康的另一个进步标志。因为不只是灾民心理救助是救灾的重要环节，救助者也需要心理干预。因为大灾大难中的救灾者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场景，生命的脆弱、伤者的苦痛、救助行动的艰辛、体力的巨大支出与心理的空前挑战，也使救助者容易陷入心理危机，而一个受伤的社会，也是一个需要心理抚慰的对象。这次汶川赈灾启动了心理治疗，是一个重大进步。
汶川，你以自然悲剧书写了民族精神悲歌，你也永远因为这次书写，成为国人理性思考问题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