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权力有值值几何？
作者：吴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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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权当然可以换钱，给门子送上“门包”就是对门权的赎买。在清代，送“门包”已经成为官场惯例，这也说明门子的权力已获得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普遍承认。清人张集馨所著之《道咸宦海闻见录》记录有一事：张氏初任福建布政使时，前往拜见总督庆瑞，因为“门包”的银子欠平六分，竟被督府的门子立时掷出，只好令家人再加一钱送去。现在机关大院的看门老头恐怕难以想象从前门政大爷的威风了，因为如今官场上的许多交易都可以在酒店里、高尔夫球场乃至情妇的别墅里完成，办公室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门子所具有的隐权力转移到司机、秘书身上去了。
门政在权力链条上的位置既然非比寻常，担此“要职”者，自然非掌权者之心腹亲信莫属，就如现在的领导拣司机、秘书，必选自己的嫡系。与掌权者的密切关系，无疑让门子的权柄更重，因为关系网络正是隐权力的重要来源，离关系网络的权力中心越近，就越容易假借或请托到权力。一只站在老虎背后的狐狸，足以让百兽惶惶。晚清封疆大吏官文任湖广总督时，人称总督府有“三大”，什么是“三大”？就是妾大、庖丁（即厨子）大、门丁大。原来官文的庖丁乃官文座师、御前重臣肃顺所荐，所以骄横跋扈，连官文也奈何不得；而官文的小妾则自恃受宠，也能左右政事，当时湖北巡抚胡林翼为笼络官文，走的就是这姨太太的后门；至于门丁，自然是官文亲信，又把据门权要害，也是属员们得罪不起的人物。
《清代之竹头木屑》收录的这则《甲乙二商》，不知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不过，这类“门子坐大，富比主子”的故事，在晚清官场上其实并不乏其例。据光绪年间进士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记载：“旗人做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门政之所以能富于主人，全赖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官员听门政指挥，门子等于成了官员权力的非正式经纪人。
三
“甲乙二商”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继续将后半部分的故事转述出来：
且说甲升补他缺后，因为摊上一个清水衙门，很快将之前捞来的银子花得七七八八，暗想这非长久之计，所以找乙商量：“咱合资捐个知县当当如何？”乙意欲与甲互易主仆之分，甲知其心意，主动提议：“这回你来当知县，我呢，愿供执鞭之役，捐官的钱则你出七成我出三成。”乙心想我历练了这么多年，别人可不易欺我，且当官的威风自己还未曾尝得，当然巴不得如此。于是乙换了名字，至京报捐知县，次年当上了四川万县的知县。甲则称病辞官，成了乙的长随。万县是个肥缺，乙甚得意，时常对甲吆三喝四。甲稍有所欺蔽，皆为乙发觉，甚是怅憾。想不当这鸟差事吧，则捐官的银子已交乙，又不能索回。后来甲发愤钻研欺蔽之术，又向诸老辈虚心请教，不数月尽得其术，造诣甚至在乙之上。甲浸渔冒滥，无所不至，乙均不能觉察。久之，乙见甲服饰稍奢，很是奇怪，细为查察，始知甲已积至十余万金。这日，乙置了酒席招待甲，与他讲和：以后公见，仍行主仆之礼；私见则仍为友朋。至于捞来的银子，无论多少，一概平分，以示公道。不到四五年，两人均分得三十余万两银子。而甲因以前私营之故，独多得十余万。二人深知官场险恶，见好就收，弃官从商，合股做起了食盐生意。每提及从前互相欺蔽之事，二人都觉得笑乐，还感叹道：“要是当初咱都当长随，只怕现在更富得流油了，那些官爷人前威风八面，殊不知其实被长随牵着鼻子走。”
清代的州县长官，一般都需要雇用数个至数十个长随，除了前面提到的门子，还有“稿签”（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跟班”（相当于秘书）、“钱漕”（负责税收）、“管监”（看管监狱）等，县官之所以要重用长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式的公共组织无法支撑权力系统的正常运作，县官不能不倚重自己的私人班底。虽然县级权力系统中设有正式编制内的佐贰官，如县丞、主簿、典史等，还有大量编制外的吏役，但这些人不值得信任，反而需要用长随来监控他们。这种“假私济公”的结果，就是造就一个“假公济私”的隐权力集团，让长随坐大。“假公济私”是一个公共权力被用于私利的过程，从前一个过程转入后一个过程，只是半步之遥。所以要禁止长随窃权谋私，难乎其难，饶是知县乙历练多年、经验老到，还是被长随甲蒙蔽，最后只得与甲讲和，共享权力“赎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长随甲因之前私营，又比知县乙多捞了十余万两银子。
需要指出的是，长随获利多于主人，倒不能说明长随的权力大于县官，而是反映了，权力系统的公共权威极容易被接近权力中心的内部人截获。权力运行的科层化程度越低，权力被窃取或假借的机会就越大。而且，我觉得《清代之竹头木屑》的记载可能有点夸大其事，一个县衙的长随，四五年时间竟然捞了四十多万两银子，折合人民币六七千万元，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不过，长随事实上的收入即使没有甲商这般惊人，但如果假借、窃取的权力足够大，“赎金”确是非常可观的，晚清学者冯桂芬曾估算，在江苏的一个县，一个管税收的长随，可以从漕粮征收中贪污上万两银子。看来一个县衙长随的最大权力值，至少也值上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也有受穷的长随，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长随的经济地位千差万别，大部分人都很贫穷，但有一些却相当地富有”。我觉得，这是因为隐权力是因人而异的，假借不到隐权力的长随，收入自然寥寥可数。
顺便再来看看知县的权力值。如果按清代的正式年俸加养廉银计算，也不过是一千多两银子。显然，这严重地低估了知县的实际权力值。我在民国学者蒋梦麟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参考值。蒋梦麟说：“以我的故乡余姚县而论，就我所能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万元叮当作响的银洋。”十万元银洋，相当于七八万两白银，平均每年即有二三万两的收入。这个远远高于县官正式俸禄的权力值，还可以从晚清笔记上得到验证。据《清稗类钞》记录，山阴人蒋渊如与四名朋友合资捐官，蒋当了知县，友人则分别充任师爷与长随，五个人舞文弄法，狼狈为奸，每年敛取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人也可分赃三四万两。
官场上的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分配，反映了一种更接近真实的权力分布。即使我们计入肥缺与瘦缺的差异性因素，官员收入的数目字仍能比较周全地体现官员的实际权力值，因为官员的实际权力，等于正式权力加上隐权力，能染指肥缺之人，通常也是隐权力资源比较丰厚者。一个长年在清水衙门不得寸进之人，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他的隐权力资源着实可怜；而且，官员要搜刮地皮而不被查参，也离不开隐权力系统的庇护，“朝内有人好做官”嘛。只有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下，官员的权力分配与薪水设定实现制度化，隐权力机制难以起作用，权力不被赎买，腐败甚少发生，那么，以收入数字来测量权力值，才变得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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