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两位真正的思想者
作者：罗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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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顾准著作的特色。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峰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都作了认真地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综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6〕。
《顾准文集》、《顾准日记》、《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存》与早先一些论文、专著、译著的发表，引来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有人称之为“顾准热”，这与王元化先生不遗余力推动出版顾准遗稿是密不可分的。
王元化先生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从那时开始，元化先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反思过程。对顾准的思想研究，伴随王元化反思的深入。“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他没有自高自大的傲慢，也没有过于自尊自重的矜持。他在写这些札记的时候，早已把名誉地位、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品质”。
当时，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收集了作者比较完全的著作，补入了港版未收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使我们可以读到这两篇论文。由这两篇文章着手，王元化发表重要的观感：“我们的理论界一直流行着‘五四’时代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的这种绝对主义倾向。……我觉得我们倒是应该从二十多年前顾准所写下的遗文中去领受教益。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所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美丽的迷雾中，以为好的全都是好的，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丝毫需要我们警惕加以防范或克服的缺陷。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会不拥护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不对民主的源流、历史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状进行理性的思考亦即批判精神——那将形成一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高调民主。……民主和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主并不能促进自由的发展，有时反而会成为自由的障碍。所以现代的民主观念不是一味强调多数，而是认为没有少数也就没有多数。我们把全民当家做主之类的口号当作民主的精髓，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调的民主，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顾准在他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
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顾准诞生八十周年和《顾准文集》的出版召开了纪念座谈会。
就在这年，王元化趁参加座谈会之际，来到李锐家中看望老友并将《顾准文集》相赠。王元化是在与黎澍的交往中认识李锐的。1983年，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学者从政，是李锐在组织部负责建设领导干部“第三梯队”期间的主张之一。这一天，与其说李锐得到的是一本书，不如说他获得的是一位可以神交的挚友！七十八岁的李锐在读这部论文集时的激动、欣喜、钦佩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中。他说：“《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同志送我的。这之前我不知道顾准其人其事其文。他大我两岁，我们是同一代人。但九·一八事变时，我在长沙刚上高中，他在上海已经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投身革命的。面对日本侵略，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引起思考，就要追求新的东西。那时新的东西，就是苏联，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虽然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但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李锐在拿到王元化推荐给他《顾准文集》后，竟夜连读，发出感叹：“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不难看出，他对顾准的评价，也是自己人生取向的表白；他对顾准研究成果的述评，融入了自己的理论思考〔7〕。
王元化介绍顾准思想，不遗余力。许多年过去了，他认为：“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而只空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抓在自己手里，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读了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这些人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为什么虚掷自己的精力。其实顾准所写的有关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讨论的。我所指的是这几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科学与民主》。”〔8〕
与顾准有着深深共鸣的王元化，也是顾准式的学者。从王元化的思想与学术经历看，他既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学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思想家，或者称他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学者。可王元化为获得他的思想与学术成果，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少年时代即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他善于独立思考的特性，却又使他屡屡遭受人生挫折。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发表《向着真实》这本文艺专著，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同情胡风及其他文学青年，终而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遭到非人的待遇。可王元化和顾准一样，继承了中国文人传统中那种坚韧执著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文心雕龙》的研究，写出了《文心雕龙创作论》、《韩非论稿》等论著。“文革”结束以后，他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下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重新解读卢梭的契约论、样板戏、黑格尔的哲学、“五四”新文化与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主持出版了《新启蒙》等思想学术刊物，一直走在思想界与学术界的前列，因而在思想界获得了“北李（李慎之）南王（王元化）”之称。王元化希望：“我希望将来的是人的尊严不再受到凌辱，人的价值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我期望于青年的是超越我们这一代，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是的，他自己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学术活出了人的尊严的榜样，活出了人格的独立，活出了学术的创新。他的思想学术成就，证明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贵，不媚时阿世。”
王元化先生念兹在兹的顾准以及他自己，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研究他们必将成为一项长期的文化思想工程。
注释：
〔1〕〔3〕〔6〕《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225～226页。
〔2〕〔8〕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4〕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510页。
〔5〕王元化主编：《新启蒙丛刊》第二辑《危机与改革》，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7〕《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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