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蛛网中看萧红
作者：伍 国
字体： 【大 中 小】
二者体质和心态上的巨大差异尤其不可忽视。萧军从小习武，又是军人出身，而萧红“产后身体就衰弱下来了。头痛、脱发，这不能不说是1931—1932那两年的流浪而饥饿的生活所种下来的病根”〔7〕。她受失眠和贫血的折磨，1939年春天又因摔倒差点流产。身体的病弱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心理上的不适，但健壮而自负的萧军除了带着抱怨说萧红“一天到晚老生病”外，很难有切身的体会。直到几十年后，已经七十一岁的萧军才意识到：“因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顽强的人，是不容易深刻理解和确切体会一个病人的心情和心理的，同样一种打击，一种生活上的折磨，在我是‘无所谓的’，而在她却要留下深深的，难于平复的伤痕！”〔8〕日本友人池田幸子曾敏锐地感到萧红的分裂困境：“作为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但是，这位友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在长期被病痛折磨（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柔弱）的情况下是很难维持完全健康的心态的，很容易让一个女性产生因自卑而不由自主地屈从于男性支配的“惰性”，不论她在理智上是多么“进步”。萧红的自卑和自怜是不由自主的——她在给萧军的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9〕很有意思的是，作家徐懋庸曾经于1934年写过一篇杂文《病》，其中引述托尔斯泰的一句似乎矫枉过正的话：“在道德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是远胜于健康的状态的。不要对我说起从来没有生过病的人，那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女人，一个极健康的女人，一定是个真的野兽”〔10〕，并记述自己对这段话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托翁是一个多病的人，一个“为弱者祝福的基督徒”，他基于基督教人文精神对病弱者给予道德上的肯定，值得一切因“健康”而自负，甚至变得“可怕”的人反省。但平心而论，软弱和依赖对于被依赖者来说也会是一种心理负担，萧军就自嘲是那些定期向他倾诉痛苦的朋友的“垃圾箱”，别人倒了垃圾后轻松地走了，自己还得清理一番，而他自己虽然外表“不知忧愁”，其实“垃圾并不比别人少”〔11〕。萧红因为苦闷而不断造访已经病重的鲁迅，也弄得本来已经十分忙碌的许广平“不知所措”，在萧红死后还隐含怨气地感慨：一个人生活的失调，会影响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步骤〔12〕。
但萧红的软弱和惰性也未尝不是因为对感情的格外珍视和维护——即便已经分手，萧红仍对聂绀弩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梅志也注意到萧红在看到萧军与王德芬的合影后的失态。当她的自尊心所受到的伤害日渐超出了底线，与萧军的关系日渐破裂的时候，端木蕻良作为一个新的拯救者出现了。他赞美萧红的成就，表现出萧红所渴求的尊重，最终陪伴萧红走到人生终点。曹革成的《我的婶婶萧红》尽管强调了萧红在与端木共同生活后取得的创作成绩和二者的感情，多少有助于改善人们对端木的成见，但无法正面回答许多问题：季红真书中提到，萧红临终写下了“我恨端木”的字条，靳以说他是“一个自私的人”，骆宾基记录的萧红临终谈话中所说的“我早就该和Ｔ（端木）分开了”，以及骆宾基笔下萧红的评价“他（端木）是怯懦，势利而又善于对她阿谀，一天在那里装腔作势的”。端木在战乱中抛下萧红先走，萧红回忆鲁迅的文字则被端木鄙夷地嘲笑，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萧红仍然没有采取主动和端木决裂。另一方面，所有对端木的负面评价，又都不能解释萧红何以选择端木。在萧军看来，这是萧红性格中彷徨和软弱的又一例证，他甚至把萧红的屈从比作浮士德的被俘于魔鬼，但在萧红一面，端木“温和的绅士派头”〔13〕其实补偿了萧军不足的那一部分，和端木的结合也是对萧军的一种报复，即便不完全合意，也是她不愿放弃的。然而，为了得到“温和”，她收获了“怯懦”，她只能再次牺牲自己。
萧红的生活中至少还有两个给予她不同体验的男性：鲁迅和骆宾基。萧红似乎在长她三十岁的鲁迅这里获得了失去的父爱。周海婴承认，在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写得最好。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萧红是把鲁迅当成家人来写的，鲁迅重现了萧红最敬爱的祖父的形象〔14〕，所有温情和琐屑的细节只要出现在回忆亲人的文字中就不足怪。这位长者不仅以他的巨笔在文坛上拉了萧红一把，更懂得尊重她，而没有因此就高高在上。萧红在他面前可以倾诉内心，可以撒娇地询问他对自己的着装的评价，而鲁迅则头头是道地评论一番。鲁迅批评萧红曾经穿过的一双靴子，萧红说自己已经不穿了，为什么不早点说呢？鲁迅回答：“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就该不穿了。”这里可见鲁迅之心细如发，不仅早就在内心评判了萧的靴子，还由于为对方考虑而刻意保持沉默——以萧军的性格绝做不到。接下来，许广平为了玩笑，用一条桃红的头绳装扮萧红，鲁迅看见以后严肃地说“不要那样装她……”深夜离开鲁迅的家，鲁迅先生非要亲自送到铁门外，萧红则想：“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鲁迅高度尊重萧红的人格和才华，他不愿把萧红当成一个取笑的对象。萧军喜欢的带伤害性的“玩笑”，在鲁迅这里是绝对没有的。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对萧红和鲁迅之间的交往充满同情和理解，称为“被尊敬与被爱护两者之间的精神接触的状态”。比萧红小六岁的骆宾基在萧红去世前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侍左右，倾听和记录了萧红的很多肺腑之言，在多年以后承认他对萧红是以“亲姐姐”相待的〔15〕。也就是说，只有当对方以一种祖父的形象或幼弟的身份与萧红相处，给她足够的尊重和爱护的时候，萧红才能多少摆脱男女关系中的压迫和紧张感，这就是她非常愿意和鲁迅相处向他倾诉的一个原因。萧红对“尊重”是异常敏感的，她在绝笔小说《小城三月》中有一段不厌其烦的描写似乎是自己的某种憧憬：
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他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上车先让她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接过去了；她刚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
……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
晚年萧军说萧红其实并不真正“欣赏”他这个“厉害人物”，其实不正是因为他实在太缺少俄国做派，太不客气，这是否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萧红何以被端木的文弱外表吸引？
作为一个病人、一个女人、一代才女，她需要的或许太多：拯救、同情、理解、宽容、呵护、平等、欣赏、尊重、爱情、婚姻……一个都不能少，然而没有遇到一个他可以同时提供上述一切（萧红的男性读者都不妨反思：在生活中你将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女性，你要为她提供什么，向她要求什么？）。作为从传统中刚刚叛逆出来的女性，萧红也身处在多重的困境中。理性上，她有萌发的女性意识，但又首先崇拜男性启蒙者。她在理论意义上批判男权，但同时又毫不留情地在作品中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她背叛了父亲的家庭，然后又一再飞蛾扑火一般与男性展开纠葛。她最深的潜意识中绝对向往“处处尊重女子”的“俄国人的规矩”，但情感上，她对于一个个伤害过她的男性仍然是依附的。体质的脆弱、内心的孤独感则更使她一再“从属”于男权，害怕被抛弃，而男性在她的人生中似乎真的起到了一种拯救和保护者（虽然也同时是伤害者）的作用。据说，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他的崇拜者兼伴侣汉娜·阿伦特的研究也是不屑一顾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始终不平等〔16〕。这说明，男女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还不仅仅是中国或东方文化特有的问题。那么，仅仅是“遇人不淑”吗？假如萧红有另一种境遇，碰到的是另一些男人，例如丁玲的遭遇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陈明，或者说她的身体再健壮一些，在面对男性的时候表现得更强势粗犷一些，是不是更能自我保护，少受一些伤害？骆宾基曾经这样询问萧红：“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爱呢？”回答是“因为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在哪里都是有封建这个坏力量的存在。”〔17〕萧红是一个遍体鳞伤的战士，在现实中终于不得不屈从于明知是“坏力量”的社会习惯。她试图从束缚她的重重“蛛网”（骆宾基语）中挣扎而出，但她究竟是被困在网中央的飞虫，还是那只织网以自保的蜘蛛？
注释：
〔1〕〔4〕〔7〕〔17〕骆宾基：《萧红小传》，建文书店1947年版，第120、74、59、133页。
〔2〕〔6〕〔12〕〔13〕见季红真编选《萧萧落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4、65～66、150页。
〔3〕〔5〕〔8〕〔9〕〔11〕见《萧军与萧红·萧军与王德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107、17～18、98、26页。
〔10〕徐懋庸：《病》，1934年6月5日《人间世》第5期。
〔14〕萧红坚持说鲁迅不是“父亲”，而是像“祖父”，见李洁吾：《萧红在北京的时候》，《哈尔滨文艺》1981年第6期，第76页。
〔15〕《萧红小说名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6〕杜小真：《讲述“她”的故事》，转引自《遥远的目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7～208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