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看似出奇非无因，谁人识得帝王心

作者：霍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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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曾静并非此案的首恶，那么元凶又是谁呢？雍正帝将矛头指向了在思想上曾影响过曾静的吕留良。吕留良，浙江崇德人，是清初有影响的思想家，信奉朱子学说，宣传“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义”。其实，在明末清初的变局中，许多士人莫不抱有这样的襟怀，并有激烈的反抗斗争。无疑，雍正帝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认识到华夷思想的实质是否定满族统治的合法性，故对此进行彻底地批驳绝不仅仅是夫子好辨，更重要的是，这关系到王朝统治的根本。所以雍正帝日理万机之暇，仍付出极大的精力对吕留良、曾静著作中的反清思想一一批驳。雍正帝认为所谓的夷狄只是文化上的划分，而不是地域和种族上的区别，他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满族统治者虽然是异族入居中原，但是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之臣民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这样的答辩，在清朝统治日益稳固并逐渐被接受的时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这样的论辩未免太书卷气了，根本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倡乱者应该“身膏斧锧，遗臭万年”，于是已经死去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又“受极刑于身后”，被“剖棺戮尸”，其子孙、学生及刊刻其书的人亦各按轻重罪行处以各种刑罚。
　　按照雍正帝的估计，汉族士子中怀有华夷观念的远不止吕留良、曾静等少数人，而对此案的处理只是小范围的，并不能解决全国士子的思想问题。雍正帝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就是要将个案作为典型来教育全国的士子，统一思想。于是，雍正帝令臣下将有关此案的材料加以整理，刊刻成书，这就是《大义觉迷录》。书中内容既有雍正帝的谕旨，也有雍正帝和曾静的辩难，还有曾静反省之后写的《归仁说》。这些内容揭示了曾静由悖逆之徒转变为盛世良民的原委，当然，这要归功于雍正帝的教化。该书不仅仅是雍正帝自己的表白，更重要的是可以向世人证明雍正帝是君师合一的圣君。所以雍正帝对于该书的传布十分重视，令将该书“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由此，一场全国性的对于民众，尤其是读书人的思想教育运动开始了，雍正帝对此极为重视，宣称“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整个事件到此达到高潮，这种结果才是雍正帝所要的。前面的一切不过是铺垫而已。可惜的是，好像当时人对于此事远没有雍正帝那样的关注程度，以致对于这场全国性思想统一运动的效果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我们可以揣测的是，在威权的控制之下除了异口同声的颂扬之外，知识界在真正的问题上缄默不语。乾嘉时期，学术界出现了群趋考据、朴学兴盛的局面，这或许不过是雍正帝所栽的树在这个时候结下的果子罢了。
　　在常人眼里，雍正帝是刻薄寡恩、严厉深峻的，谁又想得到，雍正帝内心里却是认同儒家对于圣君的理想并曾想付诸实践的。这样的做法决非一般的皇帝能够做得到，甚至对于自己的子孙，雍正帝也有着一份担心，故要求继位者不要杀害曾静，因为在雍正帝看来，曾静的转变实是圣君教化之功的体现，如若将其刑杀，岂不前功尽弃？然而，在那个宣扬忠孝的时代，乾隆帝登基之后竟然违背父训而将曾静杀掉了，并尽力将广加散布的《大义觉迷录》一一追回，禁止民间私藏。也许，乾隆帝认为，对于被统治者根本不需要这样劳神费力的举措，只要他们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做奴隶就行了，奴隶知道得太多只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对于信息的控制实是专制的需要。然而，雍正帝不仅仅要作帝王，还要作圣王，不仅仅要求被统治者在行动上是奴隶，而且在思想上要自觉自愿地做奴隶。当然，所谓的圣王时代最多不过是可以让人民过着温饱生活的时代而已，思想上的自由是绝对不允许的，有的只能是和统治者保持一致的官方思想，此外的都是异端，不仅思想要批判，人也是要被杀掉的。
　　
　　注释：
　　〔1〕文庆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25，《礼志一·亲诣释奠》，道光十四年武英殿刊本，第4b页。
　　〔2〕《钦定国子监志》卷首，《圣谕》，第25a～25b页。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6页。
　　〔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6～251页。
　　〔5〕《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二，《敕谕·谕礼部》，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41种，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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