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与绞肉机对峙的身体
作者：蒋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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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自然是符合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但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极度自负的左宗棠也承认：“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显然，石达开不但是社会制度的心头大患，而且让朝廷大员们一再蒙受耻辱，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顺理成章地把一己的耻辱记忆细腻地铺排出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得到了畅行无阻地配合与落实。
于是，我们在《清史稿·洪秀全传》等史料里，可以看到繁多的凌迟记载：“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生擒李开芳（天国北伐主将），磔之。”“林启荣、李兴隆（天国九江守将）均败死，磔其尸。”“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陈坤书（天国护王）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这自然让我想起了福柯的《惩罚与规训》一书探讨的宗旨。福柯关于1757年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酷刑的详细描述，比起“国粹”之凌迟，实乃小巫见大巫也。福柯以为，此后八十年间，惩罚原则已经从对人身体的摆布与疼痛的操控等酷刑，逐渐转变成非人身刑罚系统。就是说，前者代表了对身体的惩罚，现代监狱制度建立之后，则是一套对心灵的惩罚系统。这是福柯的研究言路，在我看来，凌迟的意义，死亡固然是终极，但加剧的持续的痛苦其实是其主语，并放大为一种疼痛训诫：权力机器用一堆抽搐的烂肉，给看客们上了一堂立场课：端正思想，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这就是你等的下场。最后，权力者在热切渴望播施广泛的恐怖效应之余，鉴于石达开的不合作（桀骜不驯，沉默，没有呼天抢地，屎尿乱流，泣血忏悔，现身说法……），他们仍然是留有遗憾的。庖丁解人的狂欢演出没有达到目的。这个凌迟的仪式，反而使石达开名垂青史，成为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受后人铭记的英雄。
而对于视身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意义的。它过于高蹈和遥远，仿佛异类。对大众而言，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本就天经地义；敢于寸刀割人，必然就有付出加倍代价的决心。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灵魂的痛苦”了。
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国家机器才是唯一合法酿制纵深疼痛的温床；而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的人，必然要提供更为坚硬的骨头使之折断。这一以暴制暴的循环，基本上构成了中国道德价值学的骨架。孟德斯鸠在历数专制制度下的惩罚与预防方式之后说：“让我们顺从自然吧！它给人类以羞耻之心，使从羞耻受到鞭责。让我们把名誉作为刑法最重的部分吧！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5〕在我看来，无论是名誉还是死亡的威胁均难以在中国产生预想的效果，只能说明数千年专制的罪恶。
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恰在于，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字就是丧尽天良。
根据史料，我在试图回忆并复原那天的场景。他们一行被绑缚在两根结实的十字交叉的木桩上。绳子多半是细麻绳，被水吃透，越是挣扎，越是吃紧。疼痛可以让人拼命去拗坠麻绳，用麻绳之痛来转移刀口的纵深之力，毕竟手臂是人体最能吃痛的部位。但肉尽骨显，受刑者却无法自行折断骨头。疼痛一直在骨头上慢慢地锯，这种毫无声音的疼痛，以锥子般的钻凿力，成为较量的平面。大剂量的血，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学徒，不停地擦拭先生的泼墨！他一错再错，只好不再跳出来瞎忙。血渐渐少了，一种奇怪的麻木感成为泼墨的知音。所以，血顺着石达开的腿向凹地流淌，乱如蛛网。刽子手像展开游身八卦掌身法一样在东奔西跳，尽量不沾湿鞋子，后来渐渐就不行了。大血管一旦被切断，血会决堤，冲他个猪头狗脸。
抵御疼痛需要极大的体力。1912年1月12日，彭家珍勇掷炸弹炸断良弼左腿后，鲜血直涌的良弼突然产生了庆忌惜专诸的奇怪感情——不但要厚葬彭家珍，而且在德国医生开始为自己做截肢手术时，他拒绝使用麻药——他想当一回庆忌，他是被痛死的。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怀着一线生机，那么，无论是多么大的疼痛，在“阀门原理”的瓶颈制约下，疼痛如突然收缩的河流，只有少量河水可以快速通过。在生机的牵引下，感觉阈急剧下降，起到了极大的“麻痹”作用。问题在于，凌迟之下的石达开绝无生机之念，只能求速死。速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就像山陵的坡度跟血一样在慢慢降低。身体回归土地的过程中，横亘着无垠的锋利山丘。那么，怀着最大的绝望，去接受绝望安排的所有议程，就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像一只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所有太平天国军人，都可以默诵洪秀全的《克服困难诏》：“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淋漓……”〔6〕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目睹自己的兄弟，用接受一百二十刀的缓慢方式步己之后尘，“天兄”会说什么？《新约》当中，耶稣曾五次提到以“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作为配当他门徒的必要条件。受苦并不一定是受死，而更是受辱，门徒必须准备好不被理解、被人歧视、甘于放弃信念之外所有累赘。如果说，钉十字架就象征自我否定和甘愿受苦，那么，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没有自我否定，只有血肉淋漓的奉献。
交出自己，是为了六千多名兄弟免于死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啊？这种感觉真正落到了他身上。当他也许能够明白，在自己最为痛苦的时刻，恰恰是爱如渊海的时候。身体里的深渊，既是痛的渊薮，也是爱的大本营。这种爱一旦放大——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假想出来的痛，而具体为一种真实的生理疼痛。
希腊作家卡赞扎斯基在《基督最后的诱惑》里，描写大天使加百列降临基督时总让基督生不如死，像是癫痫发作。就意味着，精神上没有准备妥当就要在肉体上受难，总是一般人的本能。曾仕和为什么呼叫？我想，不是他不勇敢，而是他没有做到绝望的准备。肉体受难就是精神再生的前提，或者说，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你在靠近上帝或完成成人礼时，绝望之痛或阉割的痛苦就必然出现。疼痛与爱是身体必然遭受的两种空前的感受，受难者是以疼痛来承接爱的活水，付出爱就必须获取疼痛。这就像烙铁的两面，以铁青的高温，在肌肤上愈合刀口——俨然履行着仁者的工作。
那么，扛起这所有的痛苦，那是理所当然的。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是否看见了十字架的亮影？在烙铁激起的青烟里，“让死荫显为光明”，他，什么也不说了。
身体不是迷宫。身体也不是仙境。鲜血汩汩，在忍耐疼痛的自控力之下喷薄而出。痛激发了一种生存的本能，那是对生命本能的屈服。锯子锯的是骨头，而不是灵魂。另一种穿透了灵魂的痛，却在历史的长河里，屈身为桥。无论是怎样的圆凿方榫，石达开已经实现了一种荣耀：他彻底交出自己，吃完了自己的身体所匿藏的痛。他没有被疼痛毁灭，疼痛使他拔升，在浑身凉意中，明白自己三十三年的人间历程，在阳光突然穿越头皮的最后时分，已经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