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难忘李士非
作者：李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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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更需要李士非。他以他的诗歌，让我们重新忆起中国人民的苦难与侵略者的一桩又一桩的罪行。
1945年5月，在中国山东的“秀岭作战”中，两天没有吃到肉的日本少尉伊藤，便从当地村庄里随意捉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山东姑娘。面对这个与他们的姐妹一样的女孩，日本军曹榎本随即拔出短剑，猛地刺入姑娘的胸膛。十七八岁的山东姑娘甚至没能发出一声悲鸣，便被这群野兽不如的鬼子割光了所有的肉炒成菜吃光。是我们的李士非，让这个只有十七岁的姑娘的“怒魂”，乘着大风来到日本的上空，让她看看这个盛产杀人凶手的国度“是否已经觉醒”；也让这位只有十七岁的姑娘的“怒魂”向着这个鲜能反省的国度，做出历史的宣判：“我，一个被杀掉吃掉的姑娘／一个百年不散的十七岁的中国魂／警告一切军国主义分子／你们休要一意孤行／当心老天大发雷霆之威／把你们淹没在国民的怒海之中！”（《东京纪事·东京上空的怒魂》）
中国更需要李士非，还因为他那反省的笔触，能够看到别人的阳光与自己的云翳。
看到日本的右翼大报《产经新闻》每天都在报耳的位置刊发一首短诗，他便感慨：“哪儿像我们国内，写诗的人以写出让读者莫名其妙的‘诗’为荣，报刊则以不登诗为荣。”当看到日本的国家电视台NHK播放一位舞蹈家的专题节目《我的母亲》、从头至尾不插播广告时，他由衷地给以赞许，称其“显示出了国家电视台的气度”。我们的国家电视台呢？让各种广告打断着各种节目，把钱放在人之上，诗人毫不留情地给予四个字的评价：令人厌恶。还有，日本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也让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李士非思索不已。他说：“居日三月，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想来想去，除了靖国神社给我的刺激，就是那三张钞票给我的启示。”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的三张钞票。日本的纸币，只有万元、五千元和一千元三种，而在这三种钞票上，分别印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日本的社会进步及人民的精神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教育家、农学家新渡户稻造和作家夏目漱石。
新渡户稻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女子大学。夏目漱石是鲁迅先生喜欢的作家，有着独立于当局却贴近着平民的见解。而福泽谕吉创立学校开辟平民教育，创办报纸提倡言论自由，著书立说论述人类平等。为了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精神，这个幼小便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备尝贫困之苦、常常要制作手工艺品换取糊口之资的福泽谕吉，始终拒绝当政者的高官厚禄，始终拒绝各种勋章与爵位，对于朝廷五万元金币的“奖金”，他更是连心思都不动一下便悉数转赠学校。
我们呢？我们有一个鲁迅，还要不时地被人往身上泼着脏水。有一个“鲁迅研究会”，却又因为纠缠于名利位置而近于无研究的瘫痪状态。
谁还会再如鲁迅那样出力不讨好地将解剖刀深深地探进我们自己的骨肉神经？好在，还有零星醒者。在这零星的醒者里，就有一个蹒跚向前的李士非。这样的诗句是会让人过目难忘的：“‘完全一致’／当然皆大欢喜／于是国家在欢呼声中／滑向灾难……《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李士非诗集《南中国之恋·争议断想》）。在《东京纪事》的日记部分，５月１６日这天的日记，他又清醒地写下如下的话：“《5.16通知》（发动文革的总动员令）三十二周年。国内报纸仍然不会有任何反应。我们批评日本不提侵略战争，可是自己却希望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心态？”
是的，这是什么心态？他这样“一个勇敢的一”，能够“变成一个亿”吗？
人之歌
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肺功能衰竭，只有头脑还清晰如新。走的前一天，已经不能说话的李士非挣扎着要说话。嘴蠕动着，却没有声音。他的大儿子宏光将耳朵紧贴上去，努力地听，还是听不清。给他拿来纸与笔，有轻轻的笑意便淡淡地浮上脸来。颤抖的手最后一次握住笔，在纸上写吧，用尽生命里最后的力量。儿子、妻子、朋友从他那模糊不清的字迹里，只辨认出了“美好”、“大地”、“快乐”三个词。
这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最后的诗篇吧。
知道他真的走了，一个形象就总在我的眼前晃动：高高大大的身躯无言地做着人梯，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写作者便从他厚实的肩膀上升高、前进。
很难有人再记起《花城》创刊号的轰动景象了。广州的北京路新华书店门前，连续数天排起抢购《花城》创刊号的长龙。几天时间再版三次，如洪流般卖出三十万册。而引发轰动的主要原因，便是刊发了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这篇小说讲述了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一个正义之士却被当作反革命逮捕入狱，最终获得平反的故事。在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的时候，这是一篇被多家刊物反复退稿的小说。是时任《花城》编辑部主任的李士非，坚持将这部被许多杂志拒之门外的小说刊发，并力主刊发头题。他当时认为，天安门事件不平反是天理难容，平反是众望所归，我们不敢刊发这样的小说就会问心有愧。
还有高行健。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获奖过后，或许在某一个思乡的夜晚，他会记起中国广州那个叫李士非的人来。他的处女作《寒夜的星辰》讲述北京一个部长在“文革”中的遭遇，因近似纪实的手法而被一家又一家的刊物拒之门外。还是李士非，从别人退稿的理由里看出这篇小说的不同寻常处，坚持在《花城》刊发并再次引起轰动。面对质疑，李士非问：“谁规定小说只能有一种写法？一点编造的痕迹都没有，不正是它的感人之处吗？”
还有路遥。当他熬白了头发，终于从陕北窑洞里揣着一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出来，在偌大的世界中，他与他的朋友第一个就想到了李士非。路遥是受过反复退稿折磨过的作家，而需要为自己拿命换来的长篇书稿寻找托付之人的时候，李士非是他与他的朋友首先想到的人。晚上给李士非打电话，第二天他就派编辑坐飞机直达西安取稿，不久，《平凡的世界》第一卷便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其时，李士非已经担任花城出版社总编辑和《花城》杂志主编）。
还有遇罗锦《春天的童话》、赵瑜的报告文学《太行山的断裂》、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和《人间正道》、顾笑言的《你在想什么》、陈建功的《流水弯弯》、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陈西鸿的《月亮，摇晃着前进》……一大批新人的新作品（大多是各自的处女作）在《花城》起飞，并从此进入中国文坛的视野。
我与他的接触是在1989年，寄给他一篇关于西藏的报告文学。寄过去才知道他正好准备自己采写这个题材。我就想，既然与杂志的主编撞车，这篇东西是发不出来了。是我想错了，不仅很快刊发，而且列入要目，并在提要中作了重点推介。接到稿酬（记得超过了一千元），我很久不愿去领，就想多看几次汇款单，因为每次看都会有一种温暖浮上心来。
大概是两年之后吧，他来山东探亲，我陪他住在一个镇上的小宾馆里。很晚了，他还在看当地一位农民作者的小说。一沓每页三百个格的薄稿纸，拥挤着潦草的字，有时他会站起来，将稿纸凑近了灯光辨认。临走，他怕稿子磨损掉了字，专门让我找来牛皮纸大信封。不知过了多久，这位农民欣喜若狂地找到我，给我看《花城》，因为那上面就有他的小说。
孔子是己欲立而立人。李士非是己不立也要立人。
1990年，六十岁的李士非退了下来。他终于可以在诗的世界里行吟不止了，终于可以与喜爱如命的诗耳鬓厮磨了。十八年来，他写出了《北大荒之恋》《俄罗斯行吟》《南中国之恋》《逍遥游》《金海岸之歌》《正气歌》《红尘琐记》《李士非世纪诗选》和《东京纪事》等诗集。
他的诗不仅是诗，还是自由的思想与真实的历史。我们怎可以忘记这样的诗句呢：“用十个错误掩盖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把十个错误遮掩／他相信错误到底便是英明／英明天纵便能坐稳江山／正是这种可悲的性格／使他的小朝廷彻底玩完。”（《逍遥游·与无瑕大师对话》）这个“英明天纵”的“他”，说的是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而这种“悲剧的性格”，岂止是一个人，更是一个制度、亦即专制制度的“悲剧性格”。
2005年9月13日上午，我们曾在广州天河街附近的雁南飞茶馆喝茶。七十六岁的李士非吟诵着他新近写就的诗作《人之歌》，眼睛里流动着一个思想者睿智的光芒和一个孩子般童真的喜悦。
不到三年，他竟走了。
再去广州，却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再去雁南飞茶馆，也听不到他的吟诵了。但是我知道，他去世之前，曾经有过整理出版一本《人之歌》诗集的打算。并且我至今记得，他的声音不高的吟诵，曾经震得我的心发颤：“人生膝盖／不是为了跪地求饶／人生大脑／不是为了死记教条／人要生存／人要创造／人要自由／人要思考。”
我期待着《人之歌》的出版，它肯定会自立于书籍之林。因为，正如林贤治先生评价李士非的诗时所说：“难得是热爱人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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