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
作者：摩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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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非西方世界的许多殖民地居民都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当局的控制，先后取得了民族自决权（但是也有许多弱小民族比如北美印第安人、澳洲原著民等等永远失去了民族自决的可能性）。中国是幸运地取得此种成功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族群从文化上摆脱西方人的殖民和奴役，是同样意义重大的历史现象。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取得完整的成功。一百多年来，我们一味地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对自己的文化破坏得太多，对自己的文化尊严放弃得太多。
第二个方面，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否必须跟西方人联系起来才能够成立？我们是否可以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从西方世界独立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尽情崇拜现代性（姑且对后现代反思质疑现代性的声音置若罔闻），但不一定崇拜西方或者某些西方国家。西方世界固然享有现代性的发明权，但是他们在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逼迫非西方世界贡献了无数财富（掠夺之）、生命（屠杀之）和尊严（奴役之）。所以，就其生产要素和过程而言，现代性本身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我们不可忘记，当西方人在西方地区建构现代性的“文明世界”的同时，他们却在所有非西方地区创造了一个充满屠杀、劫掠、奴役的最野蛮的“非文明世界”、“非现代性世界”。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并没有将“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民主、宪政”等现代性构件看做一种必须在非西方地区推广的普世价值，如果他们将现代性理解为普世价值，那么任何殖民活动及其相关屠杀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如果他们对中国人讲博爱，他们怎么可能会将自己国家禁止服用的鸦片贩卖到中国来呢？如果他们对中国人讲平等，他们怎么会因为中国禁止进口和走私鸦片而对中国万炮齐轰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华外交关系的主题之一，就是一直逼迫中国将严重的鸦片走私合法化，这跟自由、人权等等现代性价值如何统一起来？
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从来不包含奴隶阶级的民主权利，而只是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利益的制度模式一样，西方社会所建构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只是用来协调西方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从来没有被他们用来协调西方殖民当局跟非西方殖民地所形成的权力关系。
《旧约》中的耶和华，对犹太人极尽关爱和柔情，可是对于犹太民族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他的目标是全部杀光。被起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教化了一千多年的欧洲社会，就是一个“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文化实体，这种文化特性在殖民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随着殖民历史的发展，惨遭掠夺和屠杀的异族人群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殖民当局按照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和游戏规则，尊重殖民地居民的生存权和民族自决权。只有这时候，现代性才具有普世价值。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普世价值是由遭遇殖民屠杀的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所创造的。
自古以来，各国各族的游戏规则都由权力集团所制定，非权力集团或者说被统治的群体只能遵守之。制定游戏规则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被统治集团的钱以合法的名义流通到权力集团的腰包里。当西方人将全世界看作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来制定游戏规则时，它的目的所指也是非常明确的。直到当今时代，西方各国依然高居全球经济体系的上端，成为全球财富流通体系的终端和目的地。当年的殖民地正在以另一种方式为西方社会兢兢业业地提供资源（付出环境代价）、廉价劳动（付出血汗、健康和尊严）、利润、财富等等方面的服务。就此而言，由西方人开创和主导的殖民时代远没有结束，他们所创造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运作模式，以及以西方人为不同人种和国民规定了不同等级和地位的观念体系和文化霸权，代替了他们的军舰和枪炮，成为新的殖民武器。这种隐性的殖民往往难于被殖民者清醒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摆脱起来也非易事。因为就像军舰和枪炮所构成的权力关系难于摆脱一样，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由经济模式和文化霸权所建立的权力关系，几乎同样难于摆脱。我们正在面对着一场文化上的困境，这种境遇将会延续很长的时期。
西方人用大机器工业生产、掘地万丈掠夺地球资源的生产模式和高消耗、高享乐的生活模式，对地球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从五百年前逼迫印第安奴隶和黑人奴隶在中美洲大肆砍伐森林、种植甘蔗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因为大气遭受破坏就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灾害，五百年来各种各样的破坏和灾害愈演愈烈。这种惨重代价转化成财富，绝大多数被西方人享用和挥霍。可是今天的西方人却说是非西方地区的穷国造成了环境破坏，不断要求这些穷国承担修复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当他们需要向全世界攫取资源、财富和血汗时，他们强调“全球化”，可是面对“新殖民”地区的环境悲剧、经济悲剧以及遍野饿殍，他们并不以“全球一体化”的姿态承担应有的责任。由此不难看出，西方人至今没有将现代性理解为普世价值，而仅仅理解为在西方世界协调内部关系、保障人权、保持社会和谐的原则。
非西方世界的人群所追求的现代性，肯定不是仅仅在西方地区适用的那个现代性，而应该是融入了非西方地区各族居民的生命、财富、尊严和理想的那个现代性。所以，我们追求现代性，并不必然地包含着对西方人和西方国家的崇拜，更不应该将西方人在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对非西方世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一笔勾销。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西方社会曾经有意虚构了一个乌托邦中国，作为他们反对宗教权力的武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虚构一个具有充分现代性的乌托邦西方社会，作为我们改造文化和社会的资源呢？这种思路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种历史境遇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模式。西方人在中世纪后期虚构的乌托邦中国，安安静静地横卧在遥远的东方地平线之外，跟西方很少发生现实的关系。而近代以来被我们逐渐建构为乌托邦的西方世界，却是一系列殖民国家所形成的具有现实性的权力实体，而且他们以各种方式建构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关系。现实中的关系只能在国际平台上按照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平等相处，而不可将关系的某一方乌托邦化。如果不警惕这种将某个实体乌托邦化的倾向，就不利于我们摆脱曾经广泛存在而且至今依然部分存在的权力关系。
一个觉醒的中国读书人，在其争取平等自由的过程中，应该义正词严地反抗一切强权和压迫。如果他只知道反抗本国统治者的强权和压迫，却不愿意反抗来自国外殖民者的强权和压迫，那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一个觉醒的中国读书人，如果只能认识滋生于本国内部的权力关系，而不能认识来自国外的权力关系，也是不可思议的。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殖民者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构成权力关系，而且在文化上、精神上也构成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也就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模式。自从这种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之后，中国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从政治角度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却一直不太重视从文化上、精神上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这是极具历史性的错误，这是极具现实紧迫感的命题。我们日复一日地强调“国民劣根性”，自省自责一百年而不想终止，正是这种历史性的错误之一种表现。
极而言之，即使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全部真实准确，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奉为金科玉律，而必须首先解除双方在文化上、精神上的权力关系，然后再以平等之心来研究这种描述的价值。
好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学人已经洞悉了文化上、精神上这种权力关系对于我们的巨大伤害，看穿了“国民性”话语体系中西方殖民者的权力因素及其言说的片面性。当下之中国，需要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谋求发展之路，寻找生存空间，这就必须从充满殖民权力色彩的国民性话语迷魂阵中挣脱出来。
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正在觉醒，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很可能正在悄然开始。
注释：
〔1〕〔2〕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4、7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