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黑马原来是黑驹

作者：胡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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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所谓“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似此居高临下之口吻，真令人发噱！事实上，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英美民主的追求、对“好政府”的向往，其所宣扬的，亦复如此。只是摩罗太不识相，他竟敢摆出一副精神医生的面孔来给伟大的“五四”前贤把脉，且信口指责他们是自虐狂，这真是无知妄作矣！
　　
　　三、民族和西方
　　
　　虽然在文中，我们一再看到摩罗“我们完全能够建设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之类的自信与追求，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他是一个立足理性、拥抱现代的人，我们就错了。其实，在骨子里，他可说是一个“卧底”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试看他说：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致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这段话，进一步暴露了摩罗逻辑上的缺陷和认知上的混乱。摩罗一方面说，我们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那么逻辑上的推论，则应该是列入“深层次的西方文化”才对，这是非常西化的主张了；但他同时又转折说“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似乎又是在很为本民族文化抱不平（事实上，本民族文化从来就没有过被“完全排除在外”！）。那么，摩罗的首鼠两端，究竟倾斜在哪一边呢？答案在他下面的这一段话：
　　
　　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我们由于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3〕
　　
　　尽管摩罗也认为在当时欧洲是“胜利者”，但他却拒不承认“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拒不承认“文明性”、“野蛮性”，并且认为它们都是“邪说”，这可未免太感情用事了。当时，欧洲是全世界工业文明的集中地，说“中心”怎么说不过去呢？而胜利者难道不优越吗？再反观我们中国：一个能容忍八股、太监、凌迟等罪恶的民族，一个提倡节烈、缠足、三纲五常等愚行的民族，这不是野蛮，又是什么？摩罗把历史的事实当成所谓的“虚构”，只是他矛盾心理发酵而产生的情感回护而已。
　　至于说“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事实上，根据我前面的分析，真正惨痛的教训，不在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被耽误了，而是由于有大量或大或小的、或明或暗的、或阴或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摩罗之流，在扯后腿、在放妖言、在出手反攻、在伺机倒算、在旁斜杀出……从而耽误了我们对国民性的清洗、对民族缺陷的清理、对反动思想的清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黑马和黑驹
　　
　　综上可见，无论是在自审和自虐方面、还是在人性和制度方面、抑或是在民族和西方方面，摩罗的认识都是一片含混、浅薄与无知。这种无知，据我看来，主要可以归结为对现代性的无知。而是否正确理解现代性、是否追求现代性，这是考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方向和路线的重要问题。通不过这个选择的，其人便无足观。摩罗是所谓“知识精英”，可是，他的这篇对现代性充满无知的文章，却无处不显示了：鲁迅和柏杨的时代还远未结束、对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还远未终止，至少摩罗本人，就是一个活的标本。现代性是一面“照妖镜”，通过它的光照，我们清楚看到，黑马原来只是一匹黑驹而已。
　　
　　注释：
　　〔1〕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5～277页。
　　〔2〕邓晓芒：《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3〕摩罗说“我们由于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这种话，照例经不起推敲，其中“由于”一句尤属怪话：第一、所谓“急于”云云，是想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思想，早日富国强兵，若“急于”不是，难道应该“慢于”吗？第二、若“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不是，难道应该“向失败者的文化思想”靠近吗？这类混乱不清、驳不胜驳的句子，在摩罗文中，简直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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