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无声润物 宠辱不惊
作者：盛禹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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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时无刻在教导儿子怎么处世做人：“没成为××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宁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
叹为观止的艺术造诣
使我叹为观止的是傅雷的艺术造诣。学生时代读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我曾惊叹于译者文笔流畅，和对西方音乐的熟稔。读完《家书》，看到他们父子在音乐艺术上深层次的探讨，和傅雷对乐曲的许多独特见解，更使我深深感受到：傅雷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教育家，也是一个高水平的音乐艺术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对傅聪音乐艺术专业的成长，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里随便摘录几封信：
……上星期我替敏讲《长恨歌》与《琵琶行》，觉得大有妙处。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风声韵。《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音）像琵琶的声音极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休止）。“银瓶乍破水浆迸”两句，又是突然的attack（明确起音），声势雄壮。
至于《长恨歌》，那气息的超脱，写情的不落凡俗，处处不脱帝皇的nobleness（雍容气派），更是千古奇笔。看的时候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分出段落看叙事的起伏转折；二是看情绪的忽悲忽喜，忽而沉潜，忽而飘逸；三是体会全诗音节与韵的变化。再从总的方面看，把悲剧送到仙界上去，更显得那段罗曼史的奇丽清新，而仍富于人间味（如太真对道士说的一番话）。还有白居易写动作的手腕也是了不起：“侍儿扶起娇无力”，“君王掩面救不得”，“九华帐里梦魂惊”几段，都是何等生动！“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写帝王逃难自有帝王气概。“翠华摇摇行复止”，又是多鲜明的图画！最后还有一点妙处：全诗写得如此婉转细腻，却仍不失其雍容华贵，没有半点纤巧之病！（细腻与纤巧大不同。）明明是悲剧，而写得不过分的哭哭啼啼，多么中庸有度，这是浪漫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
聪：为你参考起见，我特意从一本专论莫扎特的书里译出一段给你。……从译文中，我特别体会到，莫扎特的那种温柔妩媚，所以与浪漫派的温柔妩媚不同，就是在于他像天使一样的纯洁，毫无世俗的感伤或是靡靡的sweetness（甜腻）。神明的温柔，当然与凡人的不同，就是达·芬奇与拉斐尔的圣母，那种妩媚的笑容决非尘世间所有的。能够把握到什么叫做脱尽人间烟火的温馨甘美，什么叫做天真无邪的爱娇，没有一点儿拽心，没有一点儿情欲的骚乱，那么我想表达莫扎特可以“虽不中，不远矣”……
……以音乐而论，我觉得你的协奏曲非常含蓄，绝无罗宾斯丹那种感伤情调，你的情感都是内在的。第一乐章的技巧不尽完整，结尾部分似乎很显明的有些毛病。第二乐章细腻之极，touch（触键）是delicate（精致）之极，最后一章非常brilliant（辉煌，出色）。摇篮曲比给奖音乐会上的好得多，nod（情绪）也不同，更安静。幻想曲全部改变了：开头的引子，好极，沉着，庄严，贝多芬气息很重。中间那段slow（缓慢）的singingpart（如歌片段），以前你弹得很tragic（悲怆）的，很sad（伤感）的，现在是一种惆怅的情调。整个曲子像一座巍峨的建筑，给人以厚重、扎实、条理分明、波涛汹涌而意志很热的感觉。协奏曲钢琴部分录音并不如你所说，连轻响都听不清；乐队部分很不好，好似蒙了一层，音不真，不清。钢琴1oudpassage（强声片段）也不够分明……
看，傅雷的音乐艺术修养和分析能力多么丰富、细致和到位！正是这些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呵护和指导，傅雷终于把傅聪“打造”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钢琴家。1957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傅聪的成长也成了批判的议题。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傅聪的成长靠谁？傅雷的鞭子，还是党的培养？》文章，极力歪曲事实，抹杀傅雷在傅聪成长的道路上自始至终所起的主导作用。《傅雷家书》的出版，应是对这类“左派”文章最有力的批判和回答。
沉浮宠辱自从容
1986年，傅雷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写了两首诗：
一
每读家书忆大师，金秋沪上访严慈。
无声润物丝丝雨，正是鲲鹏振翅时。
二
仰慕先生大士风，沉浮宠辱自从容。
书斋忍诟豺狼舞，一去傟然化彩虹。
第一首是写傅雷教育子女，如春雨“润物无声”；第二首是写傅雷的宠辱不惊，刚正不阿、从容淡定的高风亮节。
当年，傅雷以“一颗赤诚之心”参加整风，误入“阳谋”，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不愧不怍，处之泰然，返回书斋继续从事翻译事业，即使自己书稿因不能署“傅雷”名字出版，宁可不出版也不愿改名字……1961年9月，傅雷得知自己“右派”被摘帽的消息后，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是很平静地说了句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1966年“文革”爆发，面对着抄家、戴高帽、辱骂和罚跪这一系列的灾难和折磨，傅雷做到了横眉冷对，但无法忍受人格尊严受辱的痛苦。9月3日凌晨，傅雷写完给朱人秀的信，安排好应该处理的事务后，夫妇双双共赴大难。他俩从一块土布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又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
有人把傅雷之死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比：苏格拉底同傅雷一样因受迫害而死，两人面对着死亡都显示了惊人的冷静。苏格拉底死前没有忘记嘱咐他的学生还人家一只公鸡，而傅雷对“事后”的处理更为细致，除了无一遗漏地偿还各种人情债务之外，甚至还想到了为自己准备五十三元三角钱的火葬费。借用一位作者的评论，苏格拉底和傅雷的遗嘱“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做出的超常反映”，它是至高无上的。
然而，苏格拉底与傅雷的死的后果是迥然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此后少有类似现象发生；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只不过是“沉痛的教训”之类的话语，冤假错案依旧滋生不止。这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留下的许多历史悲喜剧，很值得人们去思索和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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