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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１９５５
作者：姜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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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张爱玲已然捕捉到了胡适此时的心境变化。十三年后，她对二人在纽约，也是在世间的最后一面曾有一段著名的描写：
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胡适无从知晓，十个月后，张爱玲第二次来纽约，是与和他同庚也就是大张爱玲三十岁的赖雅（Ferdinand Reyher）结婚。这位社会主义的崇尚者会对所谓的“反共”小说《秧歌》极为欣赏，大概是张爱玲爱上赖雅的一个原因——透过表面的政治看进她内心的凉薄，看透卑微的人在这荒诞的人世间又多了一种生不如死的形态。
但是胡适更不知晓，他之于张爱玲，是写作活动中一种必然的目光投射——“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这天是空白的，所以不会影响她的任意涂抹，这天是窗外的，所以可以随时收回目光；这天是不能不依傍的，否则又往哪里去凝神呢？
张爱玲的美国想象，很多来自于胡适。当炎樱说“你的胡博士……”时，当她自己说面对胡适“确是如对神明”时，谁能否认张也曾是个胡迷？
1932年，十三岁的张爱玲还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初中生。她经常光顾父亲窗下的书桌，把胡适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一本本地拖出去看。后来又发现了一本《胡适文存》，便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看。
此前，父亲曾为她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老师，教她念古书。当时，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买回来一本《海上花列传》，被张爱玲看到后，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土话（吴语）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张爱玲和弟弟边听边大笑不止。从此，就无法自拔地痴迷上了《海上花列传》。
有一次，张爱玲破例要了四块钱买来了也是胡适考证过的《醒世姻缘传》，结果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做姐姐的大致已经知道了些眉目，便慷慨地给弟弟先看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好几年后，张爱玲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爱玲的姑姑有个时期跟张爱玲的父亲借书看，后来因为张爱玲的原因，兄妹二人闹翻了不来往。张爱玲的父亲有一次扭怩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张爱玲的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她的。”
张爱玲的母亲和张爱玲的姑姑早年跟胡适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笑容满面，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爱玲的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这真是毫不含糊的一家子胡迷。很多年后，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饶有兴味地铺陈了这段家传。
1955年11月上旬的一个下午，三十五岁的张爱玲终于在纽约一座白色港式公寓房子内，见到了身着长袍子的胡适之先生。那杯中的绿茶，室内的中式陈设，太太江冬秀特有的安徽口音，无不使张爱玲的初访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时空交叠感之中。
回来不久，机灵的炎樱就跑出去打听，然后冲张爱玲嚷到：“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尽管张爱玲梦想能和林语堂一样红遍美国，尽管寓居纽约的胡适早已从大使的位置上卸任下来，赋闲在家，正艰难地渡过他一生最潦倒的时期，张爱玲来美国最想见的人还是胡适。
就在这年冬天，胡适开始为《自由中国》写下《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一文，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大陆特别提出来做几次大规模清算批判的目标，“是因为在这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近四十年的过程中，有好几位急先锋或是早死了，或是半途改道了，或是虽然没有改道而早已颓废了，……只剩下我这一个老兵总算继续不断的努力工作了四十年（从民国四年开始讨论中国文学革命问题的时候算起），没有半途改道，没有停止工作，又没有死……”
读到这里，一下子恍悟到张爱玲那么执着地来纽约拜见胡适的真意。
实际上，张爱玲已然表白了她对胡适身上“五四”遗风的崇敬之至。在来纽约前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她就注意到了胡适那加圈加杠的阅文习惯，完全是“五四”式的。“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讲到加杠子，二零、三零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她明确地评价大陆“批胡运动”是对“五四”传统的遗弃——“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1956年3月，张爱玲离开纽约，搬到纽英伦的“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后来她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其申请写作基金做担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请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基金；一次是1958年二三月间，申请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胡适均欣然同意，第二次做保时顺便把当年收到的《秧歌》寄还给张爱玲。
当“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的《秧歌》辗转回到张爱玲手上时，胡适正离开寓居八年零八个月的纽约，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张爱玲看到这本经胡适反复翻读过的《秧歌》，站在原地，“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说着说着他出人意料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四年以后，张爱玲有机会翻译《海上花列传》。这时，她才猛然警觉自己实际上是把胡适当作一种传统来倚靠的。然而，难抑悲凉的是，如今这个传统真的不在了。“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失去传统的惶与恐，乃至于使她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了。
1955年，胡适张爱玲相逢于纽约，这应该不是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滥调。两个旁人眼中的人间偶像，此时此地，羁留其间，最简单的见面，却也是最真挚的温情。张爱玲写作巅峰的华丽转身，只是她美国梦的起头，而“黯淡中苦行”的胡适，的确是在希望中等待机会。尽管对张爱玲来说，纽约仍然是她企图向全世界宣告才华的世俗目标，而对胡适来讲，它却未尝不是一座精神上的孤岛。当上帝刚刚放手，他们就都那么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这座既充满自由又充满欲望的城市。在离开纽约港的一瞬，不知是否会会心地想起那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欢迎你，／那些疲乏了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无论如何，历史还是别有深意地为我们留下了他们那同时望向雾中赫贞江的苍凉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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