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为何西门大院内没好人

作者：石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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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大院里的个体是凡身肉胎，要应对这种特别环境，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和大多数人一样出于本能寻求成本最低的方法——模仿身边大多数人的行为。开始心理上会有抵触，但尝到甜头就会渐渐泰然，最后终于变成自觉行为，这就是“附着力因素”在起作用。在任何一个文化生态里，人们都希望低成本找到最好的应对方式求生存，而与生俱来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使人们首先选择从经验中去学习。因此，在一定的区域内，某类行为如能给个体带来明显利益，这类行为就会在这个环境里流行，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宽容、接受，进而效仿，最终成为这个区域内的行为模式，导致这个区域成为某类行为的多发地区。反过来，这种行为的多发又使这一区域形成特别的文化环境，使得该行为模式成为固着现象。当行为模式产生固着效应时，就不再是突发性的，而是常规性的，并终于被普遍接受、被纳入主流价值也就成为这个环境的文化一部分。行为模式的传承是文化复制现象，环境的封闭性、权力的集中度和资源的多寡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影响复制的过程、速度和演变方式。只不过传染病的流行可以用化验手段、生物学技术来标示、鉴别，同时可以量化明确；而文化复制中观念和行为的传播推广很难有一个标准或手段予以精确的量化分析。
　　从环境角度看，一个环境的封闭程度、其内部资源种类的多少、分享资源的人数大小都会引起人的心理变化，然后导致个体行为的微妙变化，终于能变成人人自觉，最后就成了这个环境中富有特色的行为模式。西门大院资源虽不少但相对集中，几乎全由西门庆掌握分配，这就使得众人彼此之间关系微妙，在细微之处也可能利害冲突，举足轻重。对那些妻妾来说，西门庆还是情感和价值资源，对她们的态度还是她们地位尊卑的准星，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参照。对奴才们来说，西门庆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要保证衣食无虞，就要紧紧攀附西门庆。没有机会直接攀附西门庆，就要紧紧攀附住能对西门庆产生影响的人。这样一来，西门庆就成了上上下下的稀缺资源，为了争夺这点资源的一小部分并长期持有，各自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惨淡经营，战战兢兢，一有疏忽就会失宠，前功尽弃尚事小，惹出嫌隙就会灾难临头，这种利益争夺和大院外的政治相比一样惨烈、丑恶。这样的生态下进行文化复制只会提炼人性中的卑劣和阴暗，西门大院里就这样从观念复制开始，渐渐进行形态复制，最后完成了技术复制，难怪这个大院没有好人。这大概是“环境力量法则”最好的“标本”。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种推理是出自对人性的善良乐观，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虽然可爱、可敬，但并不可靠。人是软弱的，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能淘汰尽残酷、贪婪一类的恶的品性。权力、物欲都太具诱惑，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又没有对天理和法理的敬畏，凶残贪婪这类品性就像病菌或病毒，在生存和竞争的磨砺中会在人身上发生突变，并因这些人的能量而影响多数，也就是形成人性的“拐点”。好的制度要在一个好的“语境”里才能得到操作保证，而好的“语境”又在很大程度上由掌握了核心权力的那部分人的行为作导向。最近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一家贪污洗钱一事暴露后，又传闻许多民进党要员涉嫌染金，很多学者也从多角度对此现象进行检审和讨论。当年陈上任初时，言之凿凿要建设廉洁政府，但任职期间其亲信、要员贪污丑闻频频，导致民众对其失去信心。很多台湾人士分析这类现象时就指出：陈的妻子、女婿在如何非法敛财方面“以身作则”就是重要原因，所以其他人才会紧效其后，最终导致受贿成风，不贪污反而成为另类。去年，我居住的城市数名局长因贪污腐败被连连双规后，市教育主管部门竟然发文要求该市所有小学要开设反腐倡廉课。此举一出，舆情哗然，许多民众纷纷批评教育主管部门作秀手段太拙劣。我则宁愿把这些教育主管官员想成是一些天真汉，天真到以为光靠对孩子们说教就能改变世风、营造良好的风俗。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对生活在西门大院里的小儿女们光进行说教，便可保证他们从此变得纯洁、高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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