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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法国造
作者：施京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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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是路易十四亲政后的首场大型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西班牙兑现玛丽公主嫁给路易十四时允诺的“嫁妆”。战争开始前，他们大肆进行舆论造势，出版了一批类似《最最虔诚的基督教徒王后拥有继承西班牙王国诸领地的权利》、《法国国王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正当要求》等专门文章，以论证并鼓吹战争的必要性。在战争期间，路易十四安排了两位宫廷画家随行出征，如同战地记者一般描绘、展现战争的场景，战后，不仅举办大型活动庆祝战争的胜利，还以“路易十四给欧洲带来和平”为主题举行最佳画作比赛；建筑家们建造了多处凯旋门迎接国王的归来；诗人语言表达最为煽情，说国王出征获胜神速，令诗人来不及提笔为一次次胜利献诗称颂——说这样话的人正是文学巨匠高乃依。由此可见，厚颜无耻也是人类共有的品德——当这样的品德延续到另外一场战争中就愈发不可收拾，一个小小战役的胜利也会得到无休止的歌颂。这就是对荷战争。
对荷战争完全出自路易十四的报复心理，原因是荷兰在法国对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中与西班牙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法国。蕞尔小国的胆大妄为激怒了这位太阳王，但是，对荷战争并未取得预期的快速胜利，在法国军队攻进荷兰不久，顽强的荷兰人破堤放水，淹没荷兰全境，迫使路易十四退兵回国，从而使战争延续了七年之久。彼得·伯克不无讽刺地说“提及此事的人可能有点缺心眼”〔2〕。可是这无法折断法国艺术家们用金钱打造的想象翅膀，仅在跨越莱茵河事件中，艺术家们连同法国媒体几乎进入疯癫状态，当时的《法兰西公报》出版多期特刊，报导各种大小战斗的胜利和事后庆祝盛况，诗人高乃依以国王的口吻宣称要胜过罗马人的业绩，而同样为诗人的夏尔－克洛德·热内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河神惊恐万状的景象……
正是艺术家与国王的完美互动，使法国的古典艺术上升到欧洲艺术的最高境界，连惯常不与官方合作的拉封丹也在生命的暮年乖乖地向国王低头；而拉辛对国王的赞美连国王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他对拉辛说：“你若少颂扬我点，我就会多多赞美你。”〔3〕——这句话如果放置于当代媒体，又是国王的胸怀广大的一个绝佳证据。那么，拉辛是如何奉承这位太阳王的呢？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认为，语言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都必须仔细推敲，因为我们把这些词、这些音节看作为伟大保护人的光荣服务的工具。”〔4〕真是肉麻得可以，这和“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简直是如出一辙。
在对国王种种行为的描绘中，造假也是一种手段。1670年前后，一位叫塞巴斯蒂安·勒克莱尔的画家创作了一幅《路易十四视察科学院》的版画，而事实却是国王从来没有视察过科学院。这使我想起一幅中国的著名油画，由画家董希文先生于1952年绘制的油画《开国大典》，表现了1949年开国大典时壮观的历史画面。但据吴继金先生在2006年第四期《炎黄春秋》中撰文介绍说，画面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却又根据时代的变迁被多次改动，高岗、刘少奇、林伯渠“根据时代需要”先后从画面中消失，后来同样“根据时代需要”又出现在画面中。而这位“根据时代需要”修改自己画作的董希文先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他的儿子董一沙就亲眼看到父亲被打倒的场景。
1678年之后十年是法国相对安静的十年，发生在这期间的大事主要是废除《南特敕令》，尽管同样会得到来自国内艺术家们的不断歌颂，但同样也导致了法国四十万人口的出逃〔5〕，这里面不乏优秀男女，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路易十四把很大精力都放在自己的形象塑造上，起床、就餐、狩猎、散步以及觐见都设置了许多礼节，把国王的生活进行了仪式化，这时，国王繁文缛节的生活已经程式化和戏剧化，“路易十四只要醒着就差不多在台上进行表演”〔6〕。在国王的授意和艺术家的配合下，路易十四在法国历史上变得越来越伟大，努力向他表达忠心的人也越来越多，尽管有许多表忠心的活动根本不是自发的，而是来自官员们的鼓动，但臣民的口是心非则总是专制者们所乐于见到的。
随着国王的衰老，对他的描绘也大成问题，因为他不想把自己龙钟的样子表现出来。这对于画师和艺术家们并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比如，路易十四只有一点六米上下，画家就给他穿上了高跟鞋；他脱发，自己就披上了假发；尽管掉光了牙齿，可随便一幅关于路易十四的肖像上，也没几个人能发现这样的奥秘——对路易十四描绘的真正困难在于，十七世纪末已经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声，在法国已经产生了深度回响。他遇到了两个棘手问题，一个是“现代性”问题，他始终自视为、也被人们看做是超越奥古斯都、超越亚历山大的帝王，那么并不雅观的现代化产物“滑膛枪”能不能用在画面里，对整个绘画结构产生破坏？因为这里暗藏着一个悖论：如果国王是神性的，他就不需要滑膛枪；可他经常依靠先进的武器战胜对手，因此又会削弱他的神性。当然，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既然他已经成为超越奥古斯都和亚历山大的帝王，那么使用滑膛枪也是超越的标志。比较使国王难堪的是，那已经是个“世界摆脱迷信”的时代，国王还能时时刻刻都在画像上与神灵站在一起，或者把自己比附成神吗？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一旦失去神性的庇护，必将迫使他们走下神坛，在统治者们看来，不仅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可能失去驾驭人民的权力，这是所有专制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其实他们内心里深刻地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神。在国王的暮年，有关他的绘画上，果然神灵越来越少，只是他已无力追究了，真不知是他抛弃了神圣，还是神圣抛弃了他？能够从精神上斩断国王神性的不是别人，是笛卡尔、伽利略、洛克和牛顿这些时代精英们，由他们所开启的知识革命动摇了神性的基础，接着将由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们来动摇专制的基础了——这已经是后话了。
红太阳升得再高，也有日薄西山的时候，一个人不论如何伟大，不论可以战胜多少敌人，他唯一不能战胜的是时间，在一帧纪念章上，铭刻着路易十四的座右铭：与众匹敌。可他却无法与时间匹敌，当他衰老之时，他的敌人则强大起来——至少可以与太阳王并驾齐驱了。当时间进入十八世纪的时候，“太阳王”的制造者们也纷纷离世，在路易十四暮年，法国已经没有莫里哀、没有高乃依、也没有拉辛了，他们把太阳王抛弃在自己生命的后面。这时的太阳王已经老了，而且老得是那样落寞和寂寥，以致在他临终前对他的曾孙、国王继承人路易十五说：“我太好战了，不要在这方面学我；我花钱如流水，也不要学我。”〔7〕只是，路易十五也太不成器，不仅学了，而且学得一点也不像，使自己成为法国历史上千夫所指的荒淫国王。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艺术家不遗余力地赞美路易十四，但舆论一律的奇迹并没有在欧洲发生，他作为一个侵略者，受到被占领国的咒骂是理所当然的，可在国内他也同样遭到了部分“持不同政见者”的责难。不过，路易十四对付这些人是有办法的，因为法国有举世闻名的“巴士底狱”，一位叫做尼古拉·拉尔梅森的版画家兼出版商的家伙，就因为讽刺、绘制了路易十四及其情妇的漫画而受到这一待遇；另一位叫做图阿尔的人则因为在1707年不识抬举地嚷嚷“国王是个混球儿，是个强盗”而被送上法庭。
在当时的欧洲，如路易十四这样自诩为“太阳王”的并非他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他的舅舅兼岳父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Philip Ⅳ，即菲力浦四世）不仅被比作“太阳”，而且是“全球之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在担任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期间的标准像是完全模仿路易十四的标准像绘制。此外，瑞典、英国、奥地利、俄国等国在不同方面都对路易十四进行过模仿——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路易十四的地位，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取得他的成就，这就难怪要被湮没了。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造神运动还昭示人类被蒙昧主义的阴影所笼罩，那么从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造神运动只会在蒙昧主义之外增加一份刻毒。于是，彼得·伯克在对两个不同世纪政治人物的宣传进行简单比较之后不无幽默地说：“十七世纪的领导人与二十世纪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比并不是虚情假意与真心实意之间的对比，而是两种虚情假意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对比。”〔8〕可见，人类文明的步伐并不步调一致，有些地方不仅步履蹒跚，甚至还在倒退。
注释：
〔1〕〔2〕〔3〕〔6〕〔7〕〔8〕（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92、41、101、136、224页
〔4〕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5〕尽管彼得·伯克说二十万法国人出逃，但据张芝联的《法国通史》材料，则说法国人口因此减少了四十万，且有相对完整的数据，因此采用四十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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