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传统的命运
作者：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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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专门著录一代著述的《明史·艺文志》，其著录范围限于有明一代的著述，认为“前代陈编，何凭记录”（《明史·艺文志》），可惜也只在开篇总序中简略回顾明代汇集图书的历程，而于经、史、子、集各部及以下各类都没有撰写序文，这同样是一件憾事。
三、一点启示
当然，我们今天不应也没有理由苛求前人，但有一个问题不禁令人三思：《汉志》、《隋志》序文的传统为何会失落？原因究竟在哪里？即使是一件憾事，我们不妨也作一番反思和探讨。
《汉志》主要是班固继承、吸收了刘向、歆父子的学术成果，其中包含着刘氏父子的家学底蕴，且《汉书》的产生亦同家学传统密不可分。而此后的诸史志大多缺少这种家学渊源。由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缺少家学底蕴是有关志目序文传统失落的原因所在？然而，这种推测似难以成立，我们还应看到，《隋志》是在褚遂良、令狐德棻的监修下，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撰述而成的，虽无家学渊源，却依然撰有各部大、小序，说明家学与序文传统的失落并无直接的关联。此其一。
其二，是否《汉志》、《隋志》以后，后世史家学养不足，缺少像班固、褚遂良、令狐德棻等优秀的人才，从而导致了序文传统的失落？这种推测，似亦难以成立。通观《新唐书》与《明史》的编撰者：《新唐书》的主要撰修者为欧阳修，他学识渊博，曾花十八年功夫以一人之力撰成《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其史才、素养毋庸置疑；其他的参撰者如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也都是一时之选、学有专长的学人。再如《明史》的修撰，由万斯同主其事，纂修官的史稿大部分由其核定。万斯同乃黄宗羲的得意门生，他博通诸史，尤精明史。可见，无论是欧阳修，还是万斯同，他们皆为中国史学上的良史之才，这表明唐代以下史才并不匮乏，然而撰写艺文、经籍等志序文的传统终究还是失落了。
其三，是否因为修史时间过于仓促，未及撰写序文？这也不然。从《明史》来看，其修撰历时近百年，这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也是罕见的，而《隋志》的修撰首尾仅仅十四年，可见，时间的长短亦非序文传统失落的原因所在。
总上，经籍、艺文等志序文传统的失落，既无关于家学的渊源、后世史才的匮乏，亦无关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另有其因。我们暂且归结为《汉志》、《隋志》以后，人们对于经籍、艺文等志序文的价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因而没有把这一撰述视为修史中的必要部分。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此种认识上的缺陷最终导致了这一传统的失落，这无疑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大损失。或许正因为如此，《汉志》、《隋志》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序文的重要价值。当然，“正史”撰述中的这一优良传统曾被私家目录书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官修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等所继承，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
优良传统的失落还不止于此，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中的撰述论纲，有的学者称作“小序”。它作为全书总序的一个部分，明确交代了各篇的撰述意旨，且逐篇整整齐齐地排列下来，形成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和撰述体系，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撰述旨趣，亦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全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是值得继承、应当继承的传统，但《汉书》以后的“正史”如《宋书》、《魏书》、《北史》等，虽都撰有自序，却未能继承撰述论纲的做法，无疑这也是一件憾事。关于这一传统的失落，原因很复杂，还需另作专文予以考察。
通过以上叙说，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史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有的传承下来了，直至今天还在嘉惠学林，发挥积极作用，有的却遭到了失落的命运。对于前者，我们自当大力地继承与发扬，以推动中国史学继续前进；对于后者，我们也当倍加关注，在反思中认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珍惜其未曾失落的部分，以便在当今的有关撰述中，恢复这一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认真辨析传统的命运，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注释：
〔1〕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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