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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家父吴奔星的一则“文革”汇报
作者：吴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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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理解问题〔6〕
所谓“学术权威”是有阶级性的，有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反动的。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指那些资产阶级的权威学者，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企图搞垮社会主义江山。分析言之，约略有下列种种情况：
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长期以来在其所研究的某一学术领域内，形成了一套反动的学术理论，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对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论、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等。
有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他们能够利用职权，甚至能够假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大搞“一言堂”，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如陆定一、周扬之流，十多年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文艺界、教育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
有些反动学术权威，搞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在一定范围内蒙蔽一些人，要人们实践他的理论。如邵荃麟等人的“写中间人物”论一出世，写中间人物的作品就风行一时，蒙蔽或毒害了不少人。
党内外的反动学术权威，大抵都得到中国赫鲁晓夫的器重，至少得到彭、陆、罗、杨〔7〕的捧场，把他们安排在大城市、大机关，对他们实行“三高政策”、“三名主义”。这一些得到器重或捧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成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御用工具，有的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臭名昭著的“三家村”就是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最重要的组成分子。这些在政治上与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该打倒的，或半打倒的。
有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虽然长期毒害过青年，但在政治上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尚无直接联系，对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是要批判的，但终须采取团结的态度。如俞平伯之流虽在古典文学领域内毒害青年三十余年，而毛主席尚教导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至于那些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东抄西套，人云亦云地写过几本不好的书，说过一些不好的话，对社会、对青年散布过毒素，只要他们同反革命集团没有联系，纵然在历史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要不是定了罪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是不能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看待的，仍然是一般群众。
吴奔星
1967.9
注释：
〔1〕家父吴奔星（1913—2004），1957年被划为右派前，出版有《语文教学新论》、《文学作品研究》、《阅读与写作的基本问题》及《茅盾小说讲话》等多部专著。其中，《茅盾小说讲话》被公认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茅盾作品的专著，但因为此书是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的，而上海泥土社与所谓的“胡风集团”有牵连，结果，时任苏州江苏师范学院教授的家父，被隔离软禁达半月之久，虽然后来未被直接划为“胡风集团”分子，但人事档案中被塞入“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材料，直到1988年6月胡风被彻底平反后，经家父本人再三要求，此材料才被取出销毁。
〔2〕家父吴奔星1957年在南京师范学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工资降至高教五级，从此再未参加过工资调级。至改革开放前一直为月薪一百六十八元（除“文革”起初的几年里每月被扣发一百元，只领六十八元生活费），这在当时的徐州师范学院仍属于高工资。记得文革中造反派呵斥家父时，曾如此说辞：“你不就是工资一百六十八吗，有什么了不起！”仇知和仇富心理昭然若揭。
〔3〕从家父日记看，“摘帽”让他身心振奋，自以为从此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而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的眼里，像家父这样的人，摘帽不过是“给出路”而已，实际上是被打入另册的“摘帽右派”！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事实上，改正也是一波三折，1979年2月作出的结论留有尾巴，直到1988年才最终彻底平反），工作中、生活中仍然遭受一些人的另眼相待，无形的帽子始终如阴魂不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南省一个文化单位的人士来造访，面对来自故乡的人，家父格外激动和热情，并以家宴款待之。席间客人掏口袋，不慎掉出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家父姓名和地址，另有括号注明：“（右派！）”家父看后，默而不语，满腔待客热情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4〕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1966年8月3日被学生揪斗。李在揪斗过程中死亡，年仅五十三岁；吴天石当天被揪斗时受伤，昏迷两天后去世，也不过五十六岁。从现有资料来说，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是江苏省最早在大规模的文革武斗中丧生的高干，也是全国范围内最早被揪斗致死的高干。
〔5〕家父的判断，事后被证实是正确的。1970年10月10日，徐州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作出《对吴奔星的政治审查结论》（徐师清1970第29号）：“维持1961年9月30日的结论，仍定为右派分子，不戴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由此可见，即便不戴帽子，仍然是右派分子。从该《结论》的文字中看，家父的抗争也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吴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犯有新的罪行，甚至在清队运动中抗拒批斗。通过革命群众的多次批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态度才所有改变。”
〔6〕此段为家父思想汇报后所附的文字，标注为“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专揪反动学术权威组转抄”。未知具体来源。家父“引经据典”说明自己不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范围，除了自我保护，也是保护周围的学生。1990年前后曾任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四川省政协常委的周正举，是家父在徐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周正举“文革”期间因走“白专道路”被批斗，游街时被迫一边敲锣一边喊口号：“我是吴奔星的孝子贤孙！”毕业时更是被分配至当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四川泸州。
〔7〕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