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雷霆雨露皆春风
作者：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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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曾国藩的角度来看，李元度和他关系非同一般，在第二度丁忧期间，曾国藩已然后悔没能用力保举李元度，故采取了多种措施补救。一是写信向李致歉；二是嘱九弟多多联络李；三是拜托胡林翼大力保举；四是与李约为亲家。总之，主要目的还是想把他团结在湘军内部。
那么，徽州失守后，李元度自应向曾国藩表示一个意思，认错也好，道歉也好，或者回到湘军大营也好，曾国藩都不至于不通人情。令曾氏恼火的是，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另树一帜，既不主动向曾国藩致歉，反而另标“安越军”旗帜，再次投入到自己的政敌身边去了。
仍有很多人怪曾国藩做得太绝。其实我倒以为是李元度处事不当。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李元度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使得他从心底里不愿意李元度弃之而去。然而，书生意气的李元度哪里懂得曾国藩的内心？再则，曾国藩这样做，还有借惩治李元度来告诫其他人，防止别人效仿李元度之意。
曾国藩之所以请旨要将李元度交左宗棠差遣，这里大有深意，实则还是想把他拉回到身边，以免他被王有龄所用。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再一次上了一首《密陈参劾陈由立、郑魅士、李元度三将之由片》。曾老九看到阿兄的这道密片后，立即写信表示不同意将李与陈、郑并列而参。
顺便说一下，陈由立是离开鲍超投靠河南巡抚去了，郑魅士是离开福济去了江南大营。可见，曾氏将他们三人并列，就是基于同一个原由，都算是改换门庭。
所以曾氏在密片中以春秋季文子不纳莒仆、石祁子不保猛获为例，指出“叛于本国”之人，“断难忠于他邦”。曾氏是因一个“忠”字而参。
而在给别人的书信中，曾氏更将李元度的做法视为“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是典型的恩将仇报。
曾氏的这种做法首先遭到了老九的反对，因为李元度和陈、郑二人确实不能同日而语。曾、李不仅都是湘人，又是老友，更兼是患难之交。另外，此时一心想拉拢李元度的王有龄也已死去。读了老九的信，曾氏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内颇生悔意，觉得大负李元度，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唯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但得次青生还与兄相见，则同甘苦患难诸人中，尚不至留莫大之愧歉耳”。“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沦下位，至今以为大愧大恨之事”。字里行间里流露出来的都是真诚的愧悔。
因此，曾氏一生只觉得对不起李元度一个人，他叫两个弟弟为他设法挽回。
真诚愧悔泯恩仇
曾国藩何尝不知道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前后态度之所以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情而起。
私情引起的愧恨，自然也只好以私情来设法挽回。
这就是与李元度约成婚姻，“以申永好”。
但是，早在1858年，李元度的两个儿子都已定聘，而曾老九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过于悬殊，一直到曾国藩去世数年之后，曾纪泽的抚子即纪鸿的四子曾广铨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秦晋之好，算是圆了曾国藩生前的梦。
不过，李元度虽然屡遭老友曾国藩的弹劾，心有怨望，然而在曾国藩在世之时，因为看到了曾国藩真诚的悔歉，所有恩怨早就一笑泯之。两人后来长期通信联系，互致关怀。
1866年，贵州苗民事变，李元度再度官复原职，两年间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不久又被川督参劾，于是，李元度干脆称病开缺回籍，以平常的心态潜心学问，“奉亲著书，极孝友文章之乐”。
这一年，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写信并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预料“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十二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这首诗，对我们认识曾、李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帮助。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分析出李元度的“前期我负公”：
一是报喜不报忧：“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足下”即指李元度，曾国藩在信中当面与他说，断不会有假。
二是能说不能做：“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几之意。”
三是冒禀军功：“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余，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余；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余人，老长发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
四是冒用“贱衔”：“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
五是不遵军规：曾国藩所治湘军，有三“宜”之法，屡教于各统领，分别是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他认为：“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而李元度治下的平江勇却迥然有别，曾国藩指出：“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李元度在曾国藩身边历时最长，不可能不知道曾国藩治军之法，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违背曾国藩选拔将官不限地域而立足于基层的做法，只用平江人做将官，实行地域歧视，导致临险则乱，也破坏了湘军的规矩。
六是不听军令：李世贤围城之时，曾国藩曾指示李元度：“贼若围城，坚守六日，霆营援兵必到。”坚守六天对于任何一支湘军来说，要求都不算很高，况且徽州地理形势也并非不可守。曾国藩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时就指出：“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李元度倘能严守曾氏教戒与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面对李世贤的挑战，只要经受其“诱惑”不出战，即可完成守城任务，不至于弄到整个战局不可收拾的地步。
七是文过饰非，毫无悔意。徽州城破的第二天日，在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责任，强词夺理，他哪里想到曾国藩此时正在替他的安危担心。更有甚者，李元度把逃亡当做游荡，逍遥了大半个月，才满不在乎地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评，一味避责。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表示出一丝悔意。
如此种种，足见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不满，并非全是曾国藩的原因，归根到底完全是李元度自承“前期我负公”并非虚言。
胡林翼对李元度的评价相对来说更为客观，他对人说：“（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所恨多恶人，所爱非才士；可为参谋，不可治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元度的弊病所在。
当然，有人会说，“前期我负公”的后半句应是“后期公负我”，但李元度是断断不敢说出这后半句的。不是说他没胆量，也不是说他宽容，而是他不能无视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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