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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与沉寂：谭熙鸿轶事
作者：司徒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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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陈淑君原先的恋人、广东法政学校学生沈厚培来京交涉，进而于1923年1月投书《晨报》，称与陈已有婚约，指谭欺人暗室，夺其所爱，有碍风化云云。陈淑君随即公开辩白，称与沈相识仅数月，“无婚约之预定”，声明“淑与仲逵结婚，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一时间，谭、陈联姻被冠以“A先生与B女士事件”，经各方媒体炒作，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大众舆论多是“误会丛生，指责频至”。4月29日，北大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从更新婚恋观念角度为陈辩护：在这个恶劣的社会、不人道的家庭以及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环境里，“当然一见陈淑君女士弃沈就谭的事，就生了一部分人的大惊小怪了”。他提出的“爱情定则”是：爱情是有条件的，可以互相比较，亦可以变迁，夫妻乃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这一“惊世骇俗”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大讨论由此展开，仅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有关稿件就达三十五篇之多。鲁迅始终关注这次讨论，称“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当有人提议中止这场无谓的讨论时，他立即致函主编《晨报副刊》的孙伏园，表示反对：“先前登过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金黄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显然，鲁迅对“五四”启蒙之后国人深层观念变化的缓慢有着清醒的认识。
张竞生本来是借谭陈之事阐发他的婚恋观，为其辩护尚在其次，即所谓“我爱朋友，我更爱定则”。可是讨论中偏离议题，感情用事，借题发挥的议论比比皆是，令谭陈二人更加难堪，实非张氏始料所及。在结束这场讨论，张作汇总答复时，他郑重向谭陈表示“诚恳的道歉”。其实，谭熙鸿、陈淑君这对“患难夫妻”一直认为，此事闹到如此地步，起因与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陈璧君暗地推波助澜有关。谭与汪精卫作为连襟，一向互敬，抗战以前并无恶感，但与陈璧君关系不和则由来已久。谭、陈二人个性均甚强，一为平民子弟，一乃富商之女，遇事往往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许多革命党人路经南洋，食宿于陈家，陈常对其随意指挥，客人大多敬让三分。然谭对这位妻姐偏不肯买账，甚而当众驳诘，屡生不快。谭妻病逝，陈原以为这门亲戚就此了断，不意淑君婚事自主，谭成为陈家“双料”女婿，陈璧君愤恨之极，力加破坏。直至1924年初，谭熙鸿偕陈淑君赴穗参加国民党“一大”，还不得不防范陈璧君派人找麻烦，以至陈氏一族兄亦指责“璧君太过分”。当年的《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晚年亦忆述：他二十年代中期游学法国，适汪精卫一家旅居于此，未几成为汪氏子女的家庭教师。一次闲谈中，陈璧君无意间透露了她插手谭陈事件的情节，“提及谭某言之尚有余愤”，从而知悉“汪夫人竟是幕后人”。有一种说法认为，谭作为孙中山指定的北京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却在中央执委的选举中落选，系陈璧君阻挠所致。此事确否待证。陈一向骄悍，汪精卫又有“惧内”之名，谭、汪两家关系因之疏远冷淡，近乎断绝，此种状况至1935年汪在南京遇刺才略有转寰。
对于谭熙鸿、陈淑君之事，后来颇有些记述文字流传。解放前曾有一本名为《Ａ先生与Ｂ女士事件》的小册子，汇集当年报刊资料，并附录数十封读者来信。近年出版的《张竞生传》（花城出版社），内有一章描述此事，虽生动可读，却属小说家言，该书本来即由“传奇”转为传记。北大百年校庆时推出《北大旧事》一书，内中收录程厚之的回忆文章，称谭因绯闻在北大干不下去，“只得一走了之”云云，实去史实甚远。此事确乎令谭一度陷入痛苦境地，然并未对其北大教职产生根本性影响。同年10月，他仍以三十六票当选评议员，同届评议员获最高票者为五十六票，最低为二十六票。如前所述，谭出任生物系主任亦是在此事件之后。忆述者笔下信马由缰，而编书者毫不甄别，也就难辞传讹之咎。
谭熙鸿在北大后期仍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活动。他是徐旭生主办的《猛进》杂志主要撰述人之一，该刊作为留法学人刊物，与《语丝》相互呼应，形同盟友。北大留法派与留日派较为亲近，在女师大风潮和反对章士钊问题上，与留学英美的《现代评论》诸人严重对立。不过，谭与留英的王世杰、周鲠生等私谊颇洽，旅欧时彼此即有交往，王的夫人系肖友梅之妹，乃由谭妻介绍。王及丁燮林回国之初曾暂住谭寓。因而有人认为谭亦是《现代评论》的“基本社员”。蔡元培于1923年辞职离校，其兼任的北京世界语学校校长一职便委托谭氏代理。四年之后，蔡欲辞去北大校长名义，北大教职员闻讯召开全体大会，公推谭为主席，决定“派全权代表到沪，对蔡先生表示坚决挽留，非请打消辞意不可”。随后，谭与钟观光作为代表南下晤蔡，促其暂且放弃了辞意。
在北大任教期间，谭熙鸿与孙中山一直保持着联系。国共合作之初，孙与李大钊的交往，有些活动即通过谭居中联络。谭、李还曾数次与来华的苏俄代表加拉罕晤谈，交换意见。国民党“一大”召开，谭、李及延瑞祺（一说石瑛）作为孙中山指派的北京特别区代表参加会议。会后建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李大钊任组织部长，谭熙鸿任农民部长。为贯彻孙中山“联俄”主张，他们发动北大教授五十余人接连两次上书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敦促与苏俄建交。这期间，有时为躲避当局的通缉和迫害，谭不得不到东交民巷内法国医院暂避，与他同时在此避难的还有中共党员高仁山、赵世炎、邓中夏和高君宇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政府缉拿“肇事者”，《京报》刊出一个四十八人的通缉名单，谭与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等名列其中。翌年，奉系军阀入关，形势愈加严峻，谭熙鸿像许多北大教授一样，于３月间悄然离京南下，从而结束了七年有余的北大生涯。
四
谭熙鸿的后半生，不似前期那样“轰轰烈烈”，显得沉寂而充实。1927年南返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谭到杭州笕桥创办国立劳农学院，大学区取消后，改为浙江大学农学院，谭任院长。该院汇集了梁希、钟观光、何尚平、蔡无忌，金善宝、蔡邦华、章廷谦、常书鸿等一批学者，可谓集一时之俊。浙江乃蚕丝产地，谭设置蚕桑系，自任系主任，随后又建起省蚕桑改良场，进而在各县设立百余个蚕业指导所，从培育人才和实地指导两方面推动蚕丝事业的改进。他率团出访日本，交流技艺，邀约国内外第一流蚕丝专家来杭讲学指导。浙江乡村长期沿用土造蚕种，俗称“余杭种”，其蚕易发病害，结茧小而茧层薄，丝质不佳。谭与同行专家通过遗传育种，培育出改良种，无偿发放各地，蚕丝质量大为提高。此举触及垄断蚕种的地方势力，恐吓攻击接连不断，谭氏不为所动。他足迹遍及各县，向蚕户传授改进的育种饲养方法及桑树栽培技能，颇受浙省蚕农欢迎和推重。当然，谭的事业得到其时主浙的张静江大力支持，1929年张举办“西湖博览会”，其农业馆的馆长即是谭。后来当上杭州市长的周象贤，早年为北大讲师，通过谭的引介得张静江赏识，终于仕途如愿。由此可见谭、张关系非同一般。1931年，CC系政客提出“浙人治浙”口号，谭被排挤，于年底辞职返沪。
赋闲上海期间，李石曾邀谭熙鸿出任劳动大学校长，谭见该校情形复杂，未就。李氏主张留法农学家应执掌农业行政，谭即合适人选。但当时无农业部，仅实业部设一农业司，级别偏低，于是李与主管当局商谈，增设“林垦署”。当时官制，设“部”依编制，设“署”按需要，已有的卫生署、航空署等即循此例。林垦署自1932年设立至抗战时撤消，实则李石曾因人设事所作的特别安排，谭熙鸿遂成为民国史上唯一的一位林垦署长。其最“突出”的一项工作，似乎就是每年一度的植树节期间在首都大会上当一次主席。其后，他还兼任中央农业试验所所长、全国蚕丝委员会主任等职，并未脱离老本行。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期间，先后请李圣章、翁文灏、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均未就，汪又找谭，谭亦婉辞，继而转荐王世杰，胡适亦有此议，王遂走马上任，踏入政坛。谭熙鸿在政治上对汪氏敬而远之，而与另外几位国民党元老颇为洽契，尤其与李石曾关系较深，陈布雷在回忆录中将谭归入李氏“中法系”，盖可反映高层的人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