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一个人的海滩
作者：倪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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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哲学中以及在所有近代以前的各种文化中，都未出现过现近代意义上的“自我”和“主体”的概念。希腊思想在埋没一千年后于西方得到复兴纯属各种因素的巧合。因此笛卡尔也是希腊哲学和希腊化哲学与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结合的偶然产物。他的“我思故我在”明确指出了希腊人曾在无意间踏上的人的自识之途。
在整个近代意识直到黑格尔的发展中，由笛卡尔的自身意识到康德的自身认识，再到费希特的自身规定(也作“人的使命”)，人类自身由沉睡期进入到清醒期。而笛卡尔一旦出现，自我意识一旦苏醒，尼采的形成便已经是必然。自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已经有一百多年过去。尼采曾预言，需要两百年的时间才能使所有欧洲人听到这个“重大的事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使他们消化并且承受这个事件。如果将上帝死了仅仅理解为基督教以及相关价值系统的终结，那么这个预言似乎已经开始应验了。但是，如果尼采的预言还进一步意味着：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将丧失它们至此为止所具有的价值，那么它的正确与否还有待验证。
尼采的出现，向西方人预示着一个价值真空时代的到来。当1900年尼采去世时，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也恰恰问世。胡塞尔的一生，尽管与尼采无缘，却可以看作是对尼采的回应。倘若的确没有上帝以及所有相关的绝对价值存在的话，那么人类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勇于对自身负责，不再从上帝或其他人本身以外的东西中寻找最后的遁途。如果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种人类为自身负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胡塞尔本人虽然始终执着于对自身意识的理论奠基，然而他的最大实践效应恐怕还是在于指明了一门责任伦理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在胡塞尔去世六十年之后，世界的局面又有了新的变化。看起来我们如今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此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价值取向、宗教信念、文化背景。它们彼此间有可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但却各自具有其存在的权利。今日的口号是多元与断裂，而非一元与连续。反对这种相对主义主张的人仍然也存在，恰好是对这种多元的现状的一个注脚。而且他们必须以大多数人的共识为敌，因此其呼声显得并不中听。柏拉图在《查密迪斯篇》中便讨论人对自己的理性“自制”；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以“有序”的哲思者作为其沉思对话的前提对象。而今这都已被或明确或隐含地视作属于传统的东西。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海德格尔。他在解构主客体关系模式的同时也动摇了以此模式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思维中的逻辑理性主义和个体自我中心主义取向。海德格尔的解构途径主要是想回溯到比主客体关系模式更本原的思维起点上去。他把这个起点也称作“存在理解”。而迷失在主客体模式中并主宰着世界潮流的近代思维在他看来仅仅停留在存在者的层面。
法国思想家莱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者”(主体、客体)可以用名词和名词化的分词来翻译，而它们的“存在”事业本身则应当通过一个动词来翻译。这个诠释无疑可以为存在之谜提供一个解答的方向。我也很欣赏赵汀阳的说法“存在就是做事”。这和歌德所说的“太初有为”以及费希特倡导的“行动哲学”相应和。但我不会跟随汀阳申言“存在就是所做的事”，因为这有将存在扩展到存在者领域之嫌。各种习俗、价值、观念、上帝、意识形态，包括被做出来的世界本身，都属于所做之事的范围。
对哲学史的这个回顾表明，人类的自身意识在经历了漫长的沉睡和艰难的苏醒之后已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清醒状态之中，试图使人类回到沉睡主题的想法是幼稚而荒谬的。眼下的所有思想努力都必须以人类自身意识的清醒状态为出发点和前提，这些努力也包括对近代思维模式之克服的努力。
而近代思维模式所留下的教训似乎在于，我们往往过多地着迷于所做的事情或存在者，从而忽略了对做事本身或存在的关心。这句话的含义实际上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深邃，它在许多思想家那里曾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还在读大学时便知道马克思曾有异化之说，当时似懂非懂，只是觉得所有那些本来是自己的东西都不应当反过来迷惑自己、压迫自己，否则便是异化。以后又读了现象学，知道我们常常关注于被构造者而忽略构造本身，或者说，常常会将陌生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而且更容易将自己的东西看作是陌生的。后一种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别无二致。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专注于所做之事，最后才发现“我手上有血”。如果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经济学以外的事情，诸如伦理学的问题或生态学的问题，不属于他们考虑的课题范围，他们必定是或多或少地忘记了这个教训。
明白了做事本身比任何所做的事情更本原，也就应当会明白做事者自身的责任。我相信一门可能的“责任伦理学”所包含的远不只是一个生态学原理，即“每一代人满足他们需要而不危害未来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然而纵使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看起来对大多数人都还很陌生、遥远。每一代人好像并不一定会知道自己究竟需求什么!
记得在中学毕业前后读过一些苏联当代文学的作品，其中的一本叫《你到底要什么?》。当时似乎并无很深印象，甚至连里面的人名都没有记住，但不知何故，以后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会不时地被唤入记忆，每每让我反思自己“到底要什么”。很想找来再读一遍，却始终寻而不得。愿借此一角做一寻书启事。
再回到前面的“不惑”上去：无论如何，如今人过四十，若真有所不惑，恐怕也就在于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你到底要什么”问题的答案，知道了“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其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梭罗)，同时希望能以此与同龄人、同代人共勉。
我曾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负责的时代”吗?既然有幸身为跨世纪人，也就期待着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这样一个时代。
从本性上相信，人的自身认识可以导致自身负责，因而还不想认同海德格尔所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助我们!”
倪梁康，学者，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现象学及其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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