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关于未来神话
作者：于 坚
字体： 【大 中 小】
“姓社姓资”的高度，找一个意识形态的借口，否定基本的常识。为革命而锻炼身体，为革命而结婚等等。过街的时候搀扶老人，为邻居做些方便他的事，这本是传统中国做人的基本原则，但被升华到英雄模范的高度，于是普遍的基本的做人原则降到常识以下。有人从西方回来，说那里普遍是雷锋，是这样么，其实无非因为基本的东西没有被升华罢了。升华如今已经很庸俗普遍，人人以牛B为荣。你买二十九吋的彩电，我就买三十六吋，而房间只有十平米，被射线射得要死。不顾生命的基本要求，而是顾及面子、象征。装修最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不诚实，普遍是为了装修给别人看的，用装修来象征经济状况，而房子的基本功能，栖居，成为次要的。牛B给别人看，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是否舒适。昔日的升华、路线斗争的高度变成今日日常生活中的牛B比赛。
许多人进了新房，第一件事就是要吊顶。我的房间没有吊顶，经常就有人问我，怎么没有顶。看不见房间的顶，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寓言。
我们常常遇到，一个刚刚从麦地里来到城里的民工声称他会修汽车并且就真的接活来干。不诚实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牛B问题，人人都害怕自己被视为什么都不知道的傻B，到处是那种什么都知道的牛B大王。我遇到一个英籍华人诗人，他的诗以读者什么都知道为前提，因此里面充满生僻的西方典故。像考试一样，读者如果不知道，就显出他的优越感、知识和文凭，牛B。但诗歌在昔日，像圣经一样，是为不知道的人写的。
某事一旦出了，想到的首先不是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知道，而是什么都知道，找各种借口混过去。那些在消费、医疗、装修、旅游方面出现的各种麻烦、痛苦无不是由不诚实造成的。
不诚实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我以为，杰出的写作不是与想象力有关，而是与诚实有关，这需要勇气，和对诚实的非凡想象。
在文化上，拿来主义，在上世纪初，在道德标准上，可能还有对西方炮舰政策的以牙还牙的心安理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到了世纪末，拿来主义已经成了复制、接轨。许多“先锋”诗人、艺术家对此的解释，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源共享”。如果世纪初的拿来还是一种诚实的态度，并不掩饰这是“拿”，那么今日的“资源共享”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诚实可言。一个“共享”，就把道德上的低姿态化解得烟消云散，心安理得。我听某位国外走红的艺术家先生对后生说，今天，任何东西人家都玩过了，原创只是做梦，只要画得像某某就卖得出去。“共享”的意思其实就是，别人创造，我们共享。从建筑样式(马赛克)到购物方式(沃尔马)到麦当劳……我们共享的够多了，我不想去评价经济外贸活动中的是非，文化上的“共享”，我以为只意味着诚实的丧失。如果人家都玩过了，还要诗人艺术家干什么，诗歌和艺术的本质，第一是创造，第二还是创造，第三还是创造。你写的画的像某某茨基、某某赫斯、某某双年展上的某某，你这个“享”，难道不是很丢脸的么?这种令诗人艺术家丧失尊严的理论居然大行其道。似乎诗歌、文学和艺术已经没有自己的事要做，只是外贸部的一个部门，只要接轨，就等着资源共享了。
我很担心，也许在一个世纪的“拿来”进而“复制”的过程中，在经过六十年代的“创造恐惧”之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创造力。只能眼巴巴等着“共享”了。
从“拿来主义”到“言必主义”到今日的言必“西方某某说”，到复制、盗版，中国文化中的创造精神越来越弱，人们生活在“创造的恐惧”中。
我说的意思不过是常识，和自尊有关，如果诗歌、艺术，已经成为这种东西，就是，隔壁邻居挖一个坑，我也照着挖一个坑，他的坑是为了打井，因为地下发现了水源，我的坑只是照着那个坑再挖一个而已。如果我们一向视为神圣的写作只是这种行为，那么，我是以为可耻的。
1999年—2001年
于坚，诗人，作家，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诗集《于坚的诗》、随笔集《棕皮手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