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对五个日常词汇的解读
作者：黄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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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理解叔叔面对过年的选择。我知道只要他进入黄沙滩这个语境，就必然要面对很多他不愿也没有能力承担的东西。他手头再紧张也必须给我姐姐的孩子他的小外孙一点压岁钱；他手头再紧张也必须给他哥哥我爸爸买一条烟；他手头再紧张，也必须在大年初一那天去拜见我的堂爷爷，当然不能空手。可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来承受这一切，他没有这个能力和勇气重新面对黄沙滩人目光的检阅。除了逃避，他别无选择。因为只要进入了黄沙滩这个具体的场景，那张无形的网就会牢牢地将他罩住，就会使他不得不注意到自己的面子。
我深深理解叔叔在过年时候做出的选择。
过年意味着什么呢？对黄沙滩人而言，过年意味着必须准备腊鱼腊肉；意味着必须准备已经没有多少人情味的礼金；意味着在年关的时候；再来承受一次早就令他们不堪重负的人情大洗礼；意味着他们将本来就已经很紧巴的日子勒得更紧一点。他们年复一年地咬紧牙关等待年关的过去，他们在千篇一律的春节联欢晚会所营构的太平盛世热闹非凡的喧闹气氛中，小心谨慎地等待年关的过去。他们不能逃避这一切，他们不能像我叔叔那样坦然逃避这一切。除了忍受，他们别无他法。大人盼插田，小孩盼过年，我相信这句话的最初源头正来自于黄沙滩。
我到黄沙滩的小店去给爸爸买打火机时，听到店里有几个人在议论叔叔。“老丙真是个怪器人呵！万事不管百事休！”这是我听到的关于黄沙滩人对叔叔的主流评价以外的言论。我一时糊涂，竟然无法弄明白自己到底该相信哪一种评价。
说实话，当我不想回家过年但又找不到正当理由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羡慕叔叔。
房改
1998年，房改正式拉开了帷幕，我所在的那个单位同样被卷入了这次的改革浪潮。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变得太快的现实，往往使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握明天的事情。刚刚从并轨的魔爪下逃脱出来，又碰上了自主择业，好不容易搭上分配的末班车，又碰上了下岗减员、精简机构、福利分房的取消。在1990年代的那几年里，当一切还没有定局的时候，这活生生的改革节目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舞台上随时上演。
——说实话，回想起遭遇改革的切肤之痛，到现在我都对精简机构抱有深深的怀疑，我当然清楚，当然从理论上能认识到精简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意义，可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哪一样停留在纸头的文件一旦落实到现实，不是在社会的熔炉中锻造得面目全非严重变形？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这种制度的变革，更多的时候，往往成了一些手握实权居心不良的人打击报复的手段，到最后，就毫无例外地演变成了有门路的人拉关系走后门理直气壮的借口，当然也就成了弱势群体活该倒霉的理由。在改革的名义下，那些既得利益者根本就不能从最基本的人道出发，根本就不能从国企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本就不设身处地想想，那些依赖了单位几十年，将自己的青春热血贡献给了单位的老职工，一旦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资源重组，那由历史造成的客观不利条件，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应该摆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一个巨大群体面临的艰难处境，是否真的凭几个偶尔成功的下岗再就业模范的精神鼓动，就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在这件事上，我亲耳所闻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对我造成了强大刺激的例子，是岳阳市一家大型机械厂两个大学毕业的老职工，因为下岗生活困难，孩子饿得没有一点劲，夫妻没法就到郊区去偷老乡的菜，恰好被老乡看见，老乡得知情况后，不但没有责怪他们，问明他们的住址后，趁天黑，给他们送去了最基本的生活物资。没有想到，艰难的生活没有将他们摧垮，而这个老乡的善意举动却彻底摧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在这场人性自尊的搏斗中，这两个不幸抛入生活底层的人经受了最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做出了极端而又显得有点惨烈的举动——晚餐后，全家服毒自杀。当这个消息在岳阳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的媒体会有所作为，我以为我们很爱热闹的媒体，面对这样血淋淋的例子会有所作为，就像今天的孙志刚事件一样，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能够在某些方面实实在在地得到改善。但是没有，除了沉默，没有任何说法，除了在同样遭受下岗处境的人的心中激起了无言的感情波澜，这两个维持了最后尊严的人，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们的死，在那些最会辩解的人的口中，当然与社会没有半点关系。为什么不去摆地摊？为什么不到郊区去当农民？为什么只会依靠单位？为什么这么无能和脆弱？为什么不向上面反映情况？为什么不到沿海地区打工？这些冠冕堂皇的理论，足以使很多对这对夫妻充满同情的人感到心虚气短。可问题是，当一个人受过教育后，当他们已经在灵魂深处确立了自己的人格底线后，有人凭什么当改革遇到障碍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在新的价值规范并没有确立的情况下（1980年代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这种历史的真相我们应该承认，尽管过去的辉煌在现在的历史处境下什么也不能说明，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那一代中间的杰出者，正是在这个起点获得发展的），就可以这样粗暴无礼地要求他们降低自己的人格底线？如果我们所施加的教育不能培养一个人最基本的自尊，那这样的教育又有什么价值和尊严？特别是当社会的发展还实际上处在一个动荡的阶段，而各种力量的对比事实上又没有达到新的平衡，社会的种种机制还依旧脆弱无力不能对各种具体的问题做出灵敏反应的时候，我们凭什么不能允许弱者的软弱和无能？在改革的过程中，当然会出现利益的重组，当然会有人成为利益的牺牲者，可在这样一个社会，在一些人可以凭借改革的名义保护自己并获得更多利益，而更多的人不能据此维护自己最低限度生存标准的时候，维护每个个体的自尊，应该成为改革的最低限度和基本要求。如果连这两者都不能保证，那改革的动机和目的就值得怀疑。
现实就是这样，他们显而易见的劣势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反而成为今天他们被名正言顺踢出单位的借口。那些高高在上的改革先锋，总是以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责备他们思想落后、技术陈旧、文化低下，他们从来就不承认一个前提，当年正是那群今天不幸要被抛弃的群体，凭借自己有限的智慧为今天的改革打下了最牢固的基础，在现实的逻辑下，这群历史的落伍者遭遇今天淘汰出局的命运的合理解释就是活该。我当然没有半点指责改革的意思，我当然也不会因为明显的感情倾向，就糊涂到为那群确实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老工人而去歪曲事实，可问题是，当改革并不关乎某一个群体的利益时，当改革的代价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时，为什么事实上总是将改革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算在了那个肩膀最为羸弱的群体身上？为什么面对那个再也无力承担任何压力的群体，有人总是叫喊着改革必然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总是有人将最没有机会发言的群体，一次次逼进社会最阴暗的角落，然后再也不顾忌他们的呻吟和呐喊？
房改制度同样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遭遇，国家任何一项政策的调整，无论大小总是会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我之所以提到“房改”这两个冷冰冰的字，是因为在这个改革的动作中，我目睹了我的同龄人怎样上演了一场场荒谬绝伦的生活戏剧。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最实际的房子压力面前，他们怎样将需要很长时间酝酿的爱情压缩处理，然后搭上改革的快车，以给本来紧张的生活找到一个相对宽松的缝隙。那一年的五月，那一年使我想起来就隐隐作痛的五月，我目睹我的朋友和同事，在那一个月内面对生活的压力，怎样毫不浪漫地决定自己的婚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明的朋友。我永远记得那个稍稍炎热的下午，她穿着一条花睡裙，跑来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我结婚了，猜猜是谁？”我很惊讶，因为在此以前的一个星期，我还看到一个同事在追她，我以为是他，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说出了一个我们谁也不敢相信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