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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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我们于1972年再度在墨西哥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讨会”相会。在这个会上，弗兰克与卡多索（F.H.Cardoso）、奎加诺（Anibal Quijano）、马里尼（Rui Mario Marini）等人首先提出了“依附理论”。他们也邀请我发表了我所得到的类似结论，即：亚洲与非洲以非常不同于拉丁美洲的历史过程被纳入了全球体系。
我们自然也发觉彼此都一样同意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1970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思想学派。就这样我们结成了“四人帮”[阿明、阿里奇（Giovanni Arrighi）、弗兰克、华勒斯坦]。“四人帮”因而合著了两本书：《危机——什么样的危机》[Crisis——What Crisis？]（1982）与《大混乱？》[The Great Tumult？]（1991），这两本书都由Maspero—La Decouverte出版。虽然此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结构才刚建立，资本主义的全球新战略也才刚可见端倪，但我们已认为“新社会运动”具有战略的价值，十年后“新社会运动”团体汇聚在一起参加了2001年于阿列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
我们的观点虽有明显的差异（这激发了我们的理论思考），但基本上极其接近，故成了密友。我的妻子伊沙贝里（ Isabelle ）和我爱弗兰克如兄弟，他死前的十二年中不断与癌症勇敢搏斗，我们为他的健康日益恶化而深感忧伤。我最爱弗兰克的是他的真挚诚笃与矢志不渝。弗兰克一生孜孜所求者惟愿为劳动阶级与受剥削、压迫的人民服务。他始终自发而无条件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这样的品质即使在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中也未必都能见到。
（郑国栋）
某些知识分子为何厌弃穷人
学者蔡永飞日前在《燕赵都市报》发表文章，批评某些知识分子厌弃穷人。
蔡文说：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快速膨胀，控制人口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于是，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他们的见解：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张惟英教授，她建议实行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的“人口准入制度”；后来，全国人大代表、北大科技实业发展中心总经理晏懋洵教授提出：“采取行政手段在当今社会显然不可取，但是可以考虑提高学历水平或采取经济手段等方式”；再后来，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则把“运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加以具体化，他说：“如果北京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很明显，这些建议所要北京市控制的人口都是低学历、低收入的穷人。
发表上述观点的三人都是“知识分子”，不仅学历、职称符合“知识分子”的政策性定义，发表政见的行为也像知识分子。那么，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厌弃穷人呢？
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北京之所以能够聚集众多人口，是因为北京具有极为丰富的“资源”，所以，如果想要控制人口数量的话，就必须“减少”这些磁石一般的资源。以笔者之见，也就是要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第一，应当通过改革减少与国家“政治中心”相关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淡化和削弱人们涌入北京“淘金”的动机。二是应当淡化北京市“经济中心”的定位和市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并且努力减少富人投资者进入北京，从而降低北京市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如果说这样的问题对于三位知识分子应该属于常识的话，那么，他们不去触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绝不会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只能是因为他们囿于自身利益已经失去了改变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动机。在他们看来，北京虽然资源丰富、机会较多，但资源和机会再多也经不住太多的人来分享。所以，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放在调整利益格局上，而是要阻止那些企图分一杯羹的人；而富人强势者他们不敢碰，就捏上了穷人的软柿子。
这三个人的行为表明，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对于普通社会成员特别是穷人应有的关怀，相反，他们自觉地站到了穷人的对立面。他们强调“素质”、“学历”和“收入”，以此显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之高，在文化修养、生活品位上是高雅的，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是高贵的。在他们看来，学历低、收入低的穷人，“不配”成为他们的邻居，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厌弃”。他们自觉站在穷人的对立面而企图与强势者为伍，即使不是灵魂卑微、人格萎缩，至少也已经消弭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信念和激情。他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把民主讲坛变成维护和谋求少数人狭隘利益的平台，不惜损害穷人的利益。
（吴立）
蒋庆：统一思想并不意味专制
《南方人物专刊》日前发表对学者蒋庆的专访，在专访中，蒋庆痛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现实。在当今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中，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家都在蒋庆的批评范围，当然，不愿意纠缠于个别现象的批评，他的目标是建立体系，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
蒋庆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一切现象中国人都按照西方文化的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西方文化是语法，中国文化成词汇”，离开西方文化中国人就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而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一百年来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按照西方的“小人文化”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的现实，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什么叫经典？蒋庆说，“经”就是“常理”、“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经典”，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等方面的价值内容。在蒋庆的解释里，儒学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即生命儒学传统；一为政治儒学，即制度学传统。后者源自孔子的《春秋》经，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
蒋庆的政治儒学设计了“儒家议会三院制”的宪政构想。政府从议会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三院组成，分别代表民意、天道和传统。三院具有平等的宪法地位，任何法案必须三院通过始得成为法律。在这三院中，体现民意的“庶民院”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体现历史文化的“国体院”按血缘关系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其范围包括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体现儒家圣贤理想及天道价值的“通儒院”，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以考试、举荐和到民间察访等方式产生。
这同样是选举政治，是比民主政治更公平的选举政治：民意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两项各占三分之一。其中，“通儒院”代表天意，代表超越神圣的价值。天意或超越神圣的价值存在于《四书》《五经》，由每个时代的大儒代表。
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产生新的精神专制呢？蒋庆认为不会。精神专制是近代西方极权政治的产物。儒家文化是宽容的，董仲舒把儒家文化提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但并没有否定其他思想学说研究信奉的自由。
关于文化多元，蒋庆还说，从来没有绝对平等的多元，只有一种主流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我从前也认为文化是平等的，现在看法改变了，实际上文化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统一思想并不意味着思想精神的专制，只意味着国民道德价值与精神信仰的共识。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来看，儒家文化就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