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四个问题

作者：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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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支出增长太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农民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由市场经济的生活方式必然生产出来的消费主义文化，与农民这个虽然被市场经济卷进来了，市场经济却无法完全容纳得了的庞大群体的利益产生了巨大冲突，这个巨大的冲突正是我们进行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的地方。消费主义文化使农民这个庞大的收入增长缓慢的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所以农民群体天然具有反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动力。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的增加中；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传统社会纽带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降低。因此，站在农民立场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就是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和尊严。
　　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核心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低消费”？因为没有钱，只能低消费。如何“高福利”？这个福利不仅仅是指经济的福利，而是农民放下筷子骂娘，为什么要骂娘的那个原因。这是一种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完全依赖金钱作为衡量生活价值的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在新农村建设战略中，如果不仅仅是从经济方面，不仅仅提农民增收，而且从增加农民福利方面作文章，比如说通过发展大众体育和大众文化，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村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却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可以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另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性依然存在，传统社会纽带、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多少还有一些保留下来。而且，国家投入越多，建设力量越强，其保留的时间越长。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为有了较多的文化活动，福利水平较高，这就达到了我们说的“低消费、高福利”。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且为流动在城乡间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就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这样来看，新农村建设的确是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但主要是从社会文化上将农民组织起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于培育农村的社会文化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的目标不在于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权益，而在于改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在于寻找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愉悦身心，在于表现自己和关心他人。举例来说，农村妇女舞蹈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为了闲暇有意义，为了舞蹈队员之间的相互亲密，为了让舞蹈队员向村民表现自己，也为了让村民欣赏到舞蹈表演。强身健体和娱乐就是农村妇女舞蹈队的目的。农村老年人协会的目的是为了让老年人老有所乐，相互联系和关照。老有所乐，就必然会老有所为。老年人组织起来，就可以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就可以调解村庄中的纠纷，就可以抑制村干部的不良行为。
　　无论是妇女舞蹈队还是老年人协会等社会文化组织，都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娱乐和交往是每个人内在的需要。这些社会文化组织的功能，具有溢出效应，其自娱自乐的活动，提升了人生的意义与乐趣，加强了村庄的团结，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从而不仅可以提高村民的福利水平，而且可以抑制村庄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可以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村庄的内生基础。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提法，这个提法，在以前的中央文件中未曾有过。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中，如何做到五大建设并举，尤其是重视以前未曾重视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通过社会文化组织的建设，来带动新农村建设全局，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与新农村建设重在社会文化组织建设相一致，我们还要强调新农村建设中村社的重要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村社作为公共空间，是为村民生产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基本场所，是不能真正转移进入城市的人们世代的居所，也是他们未来的归处。强有力的村社共同体，不仅生产着村民的人生意义，而且因为创造了认同，减少了村庄内部的矛盾，降低了公共品的交易成本，从而可以降低村民生产生活中的风险，提高村民应对生产生活危机的能力。
　　第四个问题是，假如我们说美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安抚住九亿农民。怎样安抚？通过新农村建设，让农民有一个有人情味的家在那儿，农村是农民可以回得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可以调整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如果发生世界性经济萧条，农民工还可以回得去。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就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从而可以造成城市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的相对民工荒状态，这样就可以从整体上保持农民工一定的收入水平。假如说新农村建设采用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的思路，就是说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来抵抗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我们就可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由“低消费、高福利”，逐步过渡到美国式的“高消费、高福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说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方面。
　　现在接着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今天能成为中国的明天吗？美国是“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我们过去通俗的总结就是“拼命赚钱、拼命消费”，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是个神经病，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要悠闲地赚钱，优雅地消费，但是他们要拼命地消费。这里，我们整个的预设是美国式“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为中国所复制。但美国“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因此是一种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基础上的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不可能被全世界所复制。那么这个时候，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着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的情况下，是在有九亿农民的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必然是低污染和低能耗）、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的建设，就可能不止是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福利提供了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的群众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费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的。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起来，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我想这里可以想象的空间特别大，正是有了这个想象空间，才会有更多参与新农村建设实践的激情。
　　
　　贺雪峰，学者，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新乡土中国》、《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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