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酒店、高度美学或者现代性
作者：蔡 翔
字体： 【大 中 小】
这一隐喻表达出1980年代中国急需改变自己的迫切愿望，因此，在美学上，对“雄伟壮观”的追求便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小桥流水”的欣赏。事实上，在那几年，上海有多座宾馆开始破土兴建。其中不乏复古式的建筑追求，比如，1984年4月30日《文汇报》报道当时的上海县将兴建四座旅游宾馆，而且这四座宾馆将全部采用“江南庭院式建筑风格”。但是，它们仍然不能主导这个城市的建筑美学，整个城市都在向高度攀登，相继开工的华庭宾馆层高90米，虹桥宾馆则高达103米，可是，这仍然不够，1984年11月2日的《文汇报》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向我们宣示：“日前刚刚开业的广州花园酒店主楼高190米”，它暗示着上海的落后以及迎头赶上的决心。时至今日，金茂凯悦已经高达420.5米，并且成为整个上海的骄傲。正是在1980年代，对现代化的急迫追求，深刻地表达出中国企图融入世界的愿望。因此，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一个传统中国（比如“江南庭院式的建筑风格”）已经不可能全面地复活，并且主导整个的美学潮流。“中国”只能成为一个元素而被镶嵌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中，正如1983年的上海宾馆，在豪华的现代设置中，每间房间尚有“十件中国家具”。
而在1980年代，由酒店标示出的高度，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是一种直观的对速度的崇拜和追求。速度正是现代性的核心涵义之一，它意味着科学、技术、制度、管理、信心、思想、热情，甚至意识形态，等等。但是，这一速度，如果想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结构，又往往需以具象的形式出现，所以，1980年代的所谓的“深圳速度”正是以“建筑”的形式而被加以诠释。同样，在上海，因为“引进新的建筑技术，采用新的建筑方法”而“九十天建成一座六层楼”的“锦江饭店又一外商办公楼落成”成为《解放日报》1984年5月21日的正面报道的题目。而华庭宾馆则受到了批评，因为“这一宾馆自1979年国务院批准建造以来，至今已有五年之久，但目前在工地上还见不到一点巍峨楼房的影子，只是刚刚开始在进行地下室的施工。而与它同时由国务院批准，规模差不多的南京金陵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相继建成开业已有一二年，还有北京的长城饭店，最近也已完工”。正如一首广告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我和这个城市一起长高”，长高的城市意味着“速度”的胜利，也更深刻更直观地昭示着“新时期”的开始（“比上海国际饭店高五点五米”），因此，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国家政治的视角。
这种国家政治的视角通过“俯瞰”这一形式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几乎在上海所有的酒店，其最高层都设置着这样的观光餐厅或者咖啡厅、酒吧等等。当我们登上这样的高度，整个城市都在我们的俯瞰之下，我们拥有的正是一种征服的感觉，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在此时离开的，可能正是一种个人的立场，一种个人具体的存在境遇。此时，我们目所能及的城市，已经不是我们具体存在的城市，而是一种城市的“景观”——正是因为有了“俯瞰”的视角，才会出现“景观”这一城市建设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景观是一种人工的合成物，而在它的背后，仍然存在着是谁决定了我们怎么看以及看什么这一视角文化企图讨论的问题。这样，在某一高度上，我们被规定了观看的视角乃至观看的内容，在这一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命的悲剧或者喜剧都在这样的视角中隐匿不见，取而代之的，只是一种城市的“风景”。也正是在这样的观看过程中，我们的身份有着一种非常戏剧性的变化，我们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景观”炫耀着一切有关“主人”的神话——一种虚拟的生活愿景。而此时，我们也被自然地纳入国家政治的知识谱系之中。
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高度美学，一种相异于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的建筑景观，或者说，需要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美学寄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政治，可是，如果它企图凝聚整整一个时代，那么，它就必须兼有宗教的功能，其中便包括神圣化的功能。这种功能最合适也是最重要的直观体现者，正是建筑，高度美学所构成的，正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符号世界。借用彼得·贝格儿对宗教的相异性的解释，所谓相异性，便是神圣之物表现为一种与普通的世俗的人类生命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宗教正是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神圣之物的体验，这种神圣之物从日常生活的尘嚣和世俗琐事的嘈杂中显露出来，是触摸不到的，令人敬畏的，最终极的意义和最后勇气的源泉。
今天，我们对我们存在的这个城市已经完全的隔膜，相对于南中国的秀丽宁静，或者北中国的浑厚朴实，它都是一个异数。的确，它是离地的，是一种“离地美学”。无数的建筑向上，再向上。它使城市变得冰冷，也变得更加坚硬，坚硬的城市显示出一种雄性的力量，并且使人产生出敬与畏两种不同的情感。无论德里克对“陆家嘴”的批评如何的犀利，“陆家嘴”都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也是这个时代的新的宗教，它以它的离地性，也以它的相异性，生产出意义的寻找和召唤。
内部、开放以及想象的分享方式
可是，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宗教，它的向上，只是一种姿态，它最终的目的，仍然是把我们引向这个世俗的世界，并进而唤起我们身体的欲望以及对物的占有企图，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它所构成的某种共同体想象，必须和物紧紧地依傍在一起。酒店无疑很好地承担起这一想象的构筑功能，它的外观的雄伟壮观，内在的富丽堂皇，甚至豪华奢侈，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想象图景，而这一图景正是现代的。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在1980年代的早期，上海几乎所有宾馆的大门，都对市民紧紧关闭。对当时的上海市民来说，宾馆是神秘的，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生活，或者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这种规定延续了招待所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某种等级秩序的象征。事实上，当时，在今天的东湖路、瑞金路或者其它一些幽静的马路上，常常在绿树掩映中，坐落着一些神秘的建筑，那都是一些具有相当级别的“内部招待所”。可是，在1980年代，这种规定却严重滞后。当时，人们普遍要求的，是一种对现代化想象的共享方式。正是在这种共享的要求下，传统的权力等级秩序受到了知识界的激烈批评。在1980年代，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正以一种普遍平等的方式构筑起它的共同体想象。
因此，在1984年8月15日的《文汇报》上，一篇署名“林兰”的文章《宾馆之门不妨开大一点》对此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出差到广州，有一点印象特别深，无论是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还是流花宾馆、中国大酒店，大门统统敞开。不管你是华侨、外宾还是普通市民，也不管你是持兑换券还是人民币，总之，欢迎一切顾客。
当我走进这些高级宾馆时，既无外国人特别高贵的感觉，也不因手中没有兑换券而难堪。我倒为开放后的祖国骄傲：有这么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高级宾馆，引来了这么多的中外友人。
回到上海，和同事一谈，大家不免对上海的宾馆有点抱怨。你看，从南京路上的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到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从苏州河畔的上海大厦到毗邻上海动物园的龙柏饭店，试问有几家是对一切顾客开放的？
宾馆大门能不能开得大一点呢？
开得大一点，让更多的普通顾客走进宾馆，至少能消除某些人那种莫名其妙的羡慕外国人的心理状态。
开得大一点，让一切顾客光顾，将会造成一种竞争的气氛，就能打掉官商习气，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在这篇短论中，我们另外可以提及的是，除了对上下之别的批评，同时，还提出了对中外之别的批评。这也正是现代性企图本土化的必然的转换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某种民族主义情绪。它的平等，不仅是上下的平等，亦是中外的平等。这也正是1980年代中国企图融入世界的某种情绪的反映，它要求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共享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