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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③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④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⑤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⑥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⑦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⑧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⑨。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⑩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⑾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⑿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⒀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⒁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⒂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⒃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萧劲光在叙述这些情况后写了自己的体会：“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⒄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⒅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⒆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⒇ 从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内要进行阶级教育。”(21)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22)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四千五百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23)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24)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25)。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26)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27)。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35)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6)这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37)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明确指出：“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38) 一九四○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晋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9)二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40)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41)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②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42)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43)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二月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44)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5)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6)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1月5日。 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 ④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8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⑦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 ⑧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1939年2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⑾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4月26日。 ⑿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⒀《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⒂《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⒃《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54、255页。 ⒅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47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7月12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578页。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52页。 (23)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年9月24日。 (24)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39年11月14日。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2页。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0页。 (29)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年12月26日。 (31)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12月6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23日。 (3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34)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36)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37)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3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2)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43)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44)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45)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4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162页。 (47)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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