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墨子科学思想的兴衰与中国传统科学的模式

　　墨子科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科技体系标志着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作为一种比较参照系，通过墨子科学思想的兴衰历史及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科技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赖以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原因。

　　（一）墨子科学思想的兴与衰

　　墨子科学思想在战国时期兴起、发展，至秦骤衰，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又得到两次不同程度的复兴。

　　魏晋时期，两汉经学隐入谶纬神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动乱，使独尊儒学的思想专制局面濒于解体，思想界又一次活跃起来，墨学也得到了一次复苏机会。这次复苏的一个特点，就是《墨经》中的科学思想受到重视，张湛、司马彪都曾引《墨经》为《庄子》、《列子》作注，例如，《列子·汤问》篇说："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发不均也。均也，其绝也莫绝。"张湛注云："发甚微月色，而至不绝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绝者，犹轻重相倾，有不均处也，宁有绝理，言不绝也"。《列子》虽是伪书，但它大致成书于汉末魏晋时期。上引的《列子》片段及张湛的注和《经说下》的有关论断，在思想上是一致的。《经说下》指出："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又如，《列子·仲尼》篇说："景不移者，说在改也"，张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这种说法同《经下》的论断相一致，"景不移，说在改为"。

　　《墨经》的科学思想对魏晋时期的科学家鲁胜、刘徽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鲁胜是一位对科学有钻研的学者。《晋书·隐逸传》记载，他曾亲自进行天文观察，"以冬至之后立暑测影，准度日、月、星"，并著有《正天论》。

　　"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从鲁胜传记可见，鲁胜对科研相当热心，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对《墨经》了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鲁胜"兴微继绝"，为"亡绝五百年"的《墨经》作注，第一次引说就经，将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单独成书，使得墨子的科学成果得以汇集，使墨子的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技术实践得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

　　这种体例上的整理，是鲁胜对墨子科学活动研究的结果。鲁胜的《墨辩注叙》主要介绍了"坚白之辩"、"无序之辩"、"同异之辩"、"是非之辩"，说明鲁胜是深得《墨经》科学思想之精要的。

　　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对一些重要的数学概念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并由对《九章算术》中的公式和命题作了合乎形式逻辑的证明，从而构成了具有逻辑证明，推理结构的数学理论。这是对《九章算术》以数值计算为中心的，非逻辑结构的数学体系的重大突破。刘徽的《九章算术注》的成就和墨子科学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刘徽研读和引注过《墨子》这部书。他在《九章算术·衰分》篇第一条说："墨子号令篇以爵级赐，然则战国之初有此名也"。①可见，刘徽的数学活动是直接受到墨子思想的影响的。

　　第二，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说："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技条虽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②。这样，才能做到"告往而知来，举一隅而三隅反者也"③。刘徽的科学认识活动，首先是对实践中获取的大量经验材料，进行别异分类的整理。其次是用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语言形式进行理论分析，证明公式和命题的合理性，并用几何图形显示空间形体，进行简化分析，再用已证明的公式和命题，进行演绎推理，以探求未知关系。刘徽关于科学认识过程的看法和墨子的科学思想相合拍。

　　第三，刘徽广泛动用了定义法，使数学概念明确化，严密化，这和《九章算术》中的数学名词大都是约定俗成的状况相比显得更为成熟。刘徽对幂、列衰、率、方程等20 多个数学概念直接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又从定义出发进行推理演算。刘徽以定义作为科学理论构成的逻辑起点，这和《墨经》的思想方法相吻合。两者都揭示了被定义的概念的本质属性，因而都是相当具体地被确定了，在理论思维的应用中不会产生歧义，这正是构成科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同时，两者的数学定义也都相当简洁明晰，不是用比喻或否定的方法给出的。

　　第四，墨子"察类明故"的思想，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在注中，刘徽应用"类"这个范畴共有20 处，刘徽认为别异分类是理论认识的第一步，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初步认识。只有通过别异分类，才可能对大量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做到条理分明，不致使理论思维混乱。"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数同类者无远，数异类者无近"①。"譬之异类，亦各有一定之势"②。"凡物类形象，不圆则方"③。刘徽为数学概念、几何图形的归类，和自然物体的归类一样，是以它们的本质属性为基本依据的。分类明确，为数学的推理论证准备了前提。"事类相推，各有攸归"①，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②。刘徽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推理和墨家的"以类取以类予"的原则、方法相同，刘徽关于别异分类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作用的看法和墨子科学思想也是吻合的。《九章算术》中的各种公式和解法，都只说明应该这么用，这么解，而不深究其所以合理，所以能解。

　　刘徽则在整理《九章算术》中各个问题的解法时，进行了分类，凡在理论上能说明其所以能解的一类问题都归在一起。刘徽的数学理论是结合解题的数学实践而展开的，在数学推理、论证的过程中，刘微不只停留在知其然的表象上，而且进一步探究其所以然，揭示内在的因果联系，由原因推言其结果，使一些公式的应用和计算的过程更具合理性。刘徽在注中应用"故"字有178处，其中只有4 处的"故"是训"旧"，一处的"故"是训"原因"，其余都训为"是以"。这说明刘徽在数学论证和运算过程中的强调前因后果的逻辑联系。"故"这个字是在墨子手里净化成为说明因果规律的范畴。刘徽继承和发展了墨子关于普遍因果联系的科学思想，认为数学不只在于用传统的计算方法去解决具体的数值计算问题，数学也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去认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因果联系。算术"虽曰九数，其能穷谶入微，探测无方。

　　至于以法相传，亦犹规矩度量可得而共"③。刘徽不仅坚持了因果规律思想在数学理论中的运用，并且进一步批评了在数学推理中命定论的僵化观念。

　　"衡说之自然，欲协其阴阳奇偶说而不顾疏密矣。虽有文辞，斯乱道破义，病也"①。这和墨子从因果观念出发批评五行常胜的命定论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墨学的第二次复兴是在清末民初。当时，外侵加剧，丧权辱国，民族危机严重。这一现实促使近代中国形成了一股奋发图强，自立救国的社会思想。

　　欧洲列强的"船坚炮利"，使中国"木船土炮"相形见拙的事实，迫使人们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价值观念开始动摇。这股社会思潮和传统的"尊王攘夷"，圣圣相传的礼义之邦的优越感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想环境，"中体西用"便成为当时社会容易接受的社会思潮。1896 年6 月光绪帝诏定国是，将"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准则宣示天下。"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齐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乎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②。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一批学者纷纷从《墨经》中寻求抵御近代科学技术的武器。孙诒让特别引俞樾的话："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是以安内而攘外乎？③"这种看法道出了当时墨学复苏的一个主要原因。近代中国治墨学者、服膺墨子者盛极一时，他们从墨子思想中主要汲取的是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与近代科学思想本质上相类似，但较为粗糙的科学思想。

　　当时，封建社会趋于瓦解，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也成了社会怀疑、批判的对象。《墨经》重视科学技术，重视逻辑的思想，和当时传入的近代科学文化可相互参证，从而能成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这也是墨学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墨子科学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只在两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得到过程度不一的重视。即使在墨学作为显学的战国期间，墨学也是以其社会政治学说和团体组织形式为世注目。墨家以手工业生产实践为基础，结合在名辩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形式逻辑的科学思想受到了社会的忽视。先秦诸子，除公孙龙之外，引《墨经》者绝少，他们对墨学的评说也都只言及其社会政治思想，不及其科学活动。

　　墨家所处的社会对墨子的科学活动、科学思想都不屑一辞，后世对墨家的科学活动亦是异常冷漠。晋鲁胜在《墨辩注叙》中曾说出；"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至今五百余岁，遂亡绝"①。鲁胜注《墨经》四篇仅存其叙。唐乐台注《墨子》，唐志不载，且只字不存。所以，孙星衍在《墨子注后叙》中指出："汉唐以来通人硕儒，博贯诸子，独此数篇（指经上下，经说上下），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传写讹错，更难钩乙"②。

　　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令人扼腕，其湮灭的原因令人深思。

　　（二）墨子科学思想湮灭的内外原因

　　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有其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从影响科学思想构成的三个主要因素--思想传统的影响，科学实践对理论认识的要求，社会思想环境对认识自然的要求--分析一下墨子科学思想湮灭的外部原因。

　　先秦时期有两大变革，一是殷周之际意识形态的变革；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土地所有制变革而引起的社会各领域的大变革。殷周变革后形成的西周天命神学，从内容到形式成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源泉，并长期地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进程。西周官学和诸子私学它们的出发点都是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和解决手段，按照各自的思想、观念，构划新的社会秩序，希望社会在思想上、心理上能接受它们的解释。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问题相结合，同宗教相分离的主要原因。社会思想以现实的政治伦理问题作为自己的养料和主要内容，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科学技术活动被游离于社会主体思想之外，这成了封建中国长期以来的思想传统。

　　相反，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活动相结合，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实现了同宗教的分离。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以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论自然》是他们的论著普遍采用的书名。他们对自然结构等自然问题的各种解释是在感性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假说。这些假说虽然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但很少夹有天人合人，神人同体的观念，也不是为了论证社会政治、道德原则，作为"取辨之物"的工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科学认识活动能够避免政治、道德观念的渗入和干涉，坚持以自然为对象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

　　自然问题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养料源泉，揭示自然之谜成为社会思想的根本任务之一，研究自然的科学认识活动成为社会认识活动的构成部分。这个思想倾向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成为近代科学思想源泉的主要原因。

　　西周天人合一的社会政治思想客观上要求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相联系，要求从社会人事出发，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来附合、论证社会变迁和人事更迭。思维内容这一特征要求相应的思维形式来表现，使之能构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致停留在格言式堆砌的水平上，使之能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思想传统。西周时期《易经》中的阴阳思想①，《洪范》中的五行思想，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形成的两种思维形式。由"-"、"-"两个直观符号构成的64 个卦象，由金、水、木、火、土5 个表征物形成的相生相克的联系图。

　　阴阳、五行都是作为一种征兆， 沟通了天人之间的联系，沟通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一种先验的，强制性的思维形式框架。任何客观事物的内容都被纳入这个图式中，才能得到解释，关于自然现象、自然物体的认识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框架的类比才得到的。这两种思维形式，除名、墨两家之外，大都为先秦诸子所接受，到了邹衍手里，完成了两者的融合。

　　西周官学是先秦诸子思想的出发点。在主观意识上，以挽救社会危机为己任，争开各种治世良方的诸子，大都接受了"维新"的思想传统，托古改制成了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学术论辩的基本形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他们各自阐发政治、伦理思想的最有效手段。特别是后来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是将周礼当作最高规范。以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为中心内容，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框架，以天象证人事为思维的基本途径，这些特点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奠定了基调，形成了一种沉重的思想传统。

　　墨子的科学思想，将自然与社会分离，以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独立对象，强调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反对五行相克的先验图式。这样，墨子科学思想就和上述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

　　在沉重的思想传统的压迫下，墨子科学思想当然很难健康发展。

　　重农抑商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长期奉行不移的基本国策，反映了封建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①。这个基本国策维护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巩固了宗法社会的政治结构。

　　马克思曾对商人、商业及商业资本给予较高的历史评价： "商人对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②。"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放作用"③。"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④。中国封建社会抑商的结果，抑制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和发展方向。自然经济形态的小农经济对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没有推动力，而家庭手工业和官办手工业作坊的形式阻碍了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使手工业生产在内部分工和技术深化方面都难以发展，工匠阶层也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墨家的科学活动是伴随着战国时期手工业技术发展和工匠阶层兴起而兴起的。同样，由于以后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手工业技术的被抑制，以手工业技术实践为基础的墨家科学思想也难以深化而停滞湮灭。从生产技术实践和科学活动的关系来说，这也是必然的。

　　以农本思想为指导，以小农业、小手工业、小饲养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了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科技体系。历代农书从官编到私修，绵绵不绝，与农业有关的天文、物候、医学、数值计算也相应发达。对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研究，从西周的《考工记》到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况且，《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 年）

　　初刊后，不久即失传，湮灭了几百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由留日学生从日本重新引回中国。该书在"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指导下，也主要注意衣食方面的生产实践。

　　这种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科技体系，首先"是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①。"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①。因此，社会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都缺乏物质生产方面的动力。科技史证明，社会物质生产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近代科学技术是和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起诞生、发展，互为表里。工场手工业是产业资本产生的重要前提。中国封建社会大量官办手工业是由朝廷置工官来主持、管理和监督的，这是两汉以来的传统。官办手工业和商业资本没有联系，生产的目的与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不同。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结构中，手工业的生产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的需要。大量官办的手工业作坊其生产目的也只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生活享受的需求。两者都没有纳入社会的流通过程。工匠或是家庭个体式的，是类同农奴，社会没有形成雇佣工人的市场。

　　第二，手工业生产过程在这种模式的约束下，本身也没有内部分工的要求，生产技术只能在家庭式封闭的环境中得到局部的深化。技术传授是父子世世相传，这是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的主要形式。《考工记》云："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荀子·儒效》亦云："工匠之子，莫不继事"。

　　祖传既是技术发展的主要途径，又是专门技术生产最有影响的招牌。祖传的代数越多，招牌的吸引力就越大。一些精湛的技术也在祖传的渠道中任其自生自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记载："毫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霞。一州唯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

　　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手工业技术没有通过社会的交流而得到普遍的推广和提高，对理论上的概括、总结和提高也缺乏应有的需求和条件。虽然古代中国在技术上有很多辉煌的发明，但大都缺乏科学理论的概括、总结，不能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高度上加以把握、提高。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会出现停滞、僵化甚至夭折、湮灭的状况。技术实践本身也不能成为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孤立、零碎的状况，未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抽象的数学方法上升到理论，形成一种完整的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体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应用技术的成就远大于科学理论成就的原因，也是一些先进的技术发明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作用的原因。古希腊的学者通过逻辑和数学的方法，以理论的高度把握由古埃及人和古苏美尔人创造的技术成就，从而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亚里士多德在广泛经验考察的基础上建立自然体系的逻辑方法；阿基米德通过实验，进行抽象演绎，把科学和工程技术结合起来的经验主义和实用倾向；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力图通过严格的数学推理，用定形、定量的数学规律表述自然界的构造和运动的思想；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将物质运动的终极原因归于物质本身的原子论。所有这些，不仅促使了古希腊科学技术的繁荣，而且使其成为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思想源泉。

　　第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的生存，社会的治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农经济的生产状况，而小农经济的生产常常取决于自然环境的无数偶然事件。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对自然条件有先天的依赖性。这一经济原因是人们的思维将天象和人事混在一起进行考察的中介。人事吉凶，社会治乱和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的思想容易为社会普遍接受。小农经济的活动方式也容易导致人们把天地自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和人类、动物等的两性差别联系起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产生阴阳的基本观念，作为对世界认识的出发点。这样，小农经济的活动方式有利于天人感应式的思维方式的滋生和发展。从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比较来看，以直观类比为基础的猜测性思辨比以察类明故进行分析考察，在这样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更容易滋生、发展，宿命论、循环论比因果观念也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更多地要求从宏观联系上解释季节变化和农业生产周期之间的关系，说明天文、物候和农事之间的一般联系，而不要求对各个细节作具体、精确地分析考察。它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朦胧概括，貌似全面，可作多方面的领悟的理论思维形式，而不需要那种注重实证分析，注重形式上的细致论证，注重概念明确，条理分明，逻辑一致的思维形式。而手工业生产实践，主要是对具体的金、木、帛等材料的加工、制作，手工业生产着重材料的选择，加工的程序，加工的技巧，注意局部结构及过程的分析比较。另外，小农经济的生产实际对数值计算有直接的要求，它注重数量等值变换的计算，而没有能脱离具体数量的束缚，抽象到对一般数、形之间的联系，现实数量和空间形状的联系的认识。因而，对逻辑分析及逻辑构成的方法自然没有兴趣。所以，以工艺技术实践为基础，以分析、察类、明故为特征的墨子科学思想，只适应手工业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不适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科技体系的整体要求。

　　第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对小农经济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①。既然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因而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也就没有需要和可能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小农经济也容易得到恢复和重建，只要劳动力和一小块土地就行了，因而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长时期来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进的事实就是明证。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又是一种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限制下的一种僵化的生产方式。它要人们的一切行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墨守成规。社会思想也被归结为一种先验的僵化模式，使人的言行和思想都能在这种模式中得到解释和心理上的满足，并保证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以实践为基础，以分析为手段，以探求因果联系为目的墨子科学思想当然不被相容而受排斥。

　　从墨子思想体系本身来看，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亦存在四个内部原因。

　　其一，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能满足封建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它的湮灭是必然的命运。对一个思想体系来说，一部分的湮灭当然会影响另一部分的发展，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为后世研究，这对墨子科学思想的流传和发展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其二，尚同和别异作为墨子两个根本的思维原则，是一对二律背反，使其在具体的科学思维过程总是存在基本的矛盾，对各种自然物体、自然现象的具体分析很难进一步深入。例如，同一几何状态，同一物质状态的"端"是万物的始基，它们如何能构成各异的自然万物--"体"，就无从得到说明。别异的分析方法在尚同的原则前被堵住了，具体的科学认识始终处在一种萌芽的停滞状态，很难深入发展下去。

　　其三，墨子的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限制了科学理论思维的深入。墨子对科学技术有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这种对待科学技术实用功利主义的态度具有两重性。其益处在于科学活动能不脱离技术生产实践，其弊处在于科学认识局限于经验，不向理论提高的方向发展，只看到科学技术现实的物质功用，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长久的作用，忽视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体系对社会思想观念发展、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因而，这种功利主义倾向往往会忽略一些尚在萌牙状态的科技发明，也影响了墨子科学活动的理论化过程。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对科技成果的评价不能只满足于眼前的物质利益。有时一些科技发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无什么现实的物质利益可言，但它们的出现，引起了人们从各方面对其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从而开拓了一些新的科学研究领域，或则促使了一些科学学科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第一台蒸汽火车的经济效益还比不上马车，但它是一种新的动力运输工具的萌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能促使相关学科的发展。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并没有什么现实的物质利益，但它却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在思想、方法上奠定了一个观念基础。

　　对一些自然现象的系统观测和探究分析，对一些科学假设、科学命题、科学认识的正确性、完备性的反思和验证，它们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它们是科学认识向理论化过渡的重要因素，是科学理论本身不断完善的催化剂。墨子在科学活动过程中过度强调实用功利，窒息了其科学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使墨子的科学认识活动主要是停留在科学定义的水平上，没有进一步通过经验公式、科学命题、定理、原理的形式构成科学理论体系，限制了墨子的科学认识沿数学化、符号化的方向深入下去，而仅仅停留在用自然语言表达经验材料的水平上。

　　墨子的功利主义只是求温饱而已，没有一种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相反具有一种禁欲主义的倾向。这样的功利主义不能从物质利益的角度促使社会各阶层对科学技术活动的重视，提高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因此，墨子功利主义的科技观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其四，墨子没有在宏观上对自然进行广泛的探索，没有能对自然现象之间的宏观联系进行考察和作出说明，而只是局限于对感性经验材料的理论思考。墨子通过对大量个别现象的分析进入到对特殊性认识的类的确定，但是没有进一步向普遍性的形式发展，没有能构成一组说明自然现象和物质存在的相互联系的总体性概念或范畴，用以说明自然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因而，墨子的科学思想不能满足社会思想和社会心理对自然现象作出一般解释的要求。因此，作为一种科学思想来说，它缺乏完整性，这种缺陷也影响了社会对墨子科学思想的接受。

　　（三）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科学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体系和古希腊、近代科学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中国的传统科技以医、农、数、天四门学科为核心。从科学形态的结构分析，它具有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基本规律的研究缺乏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并没有成为科学认识的独立对象。天象、自然万物或则是作为"取辨之物"，以"观物比德"，或则是被认为神秘可畏而不可察。

　　在理论思维上表现为天人感应或空泛色彩。在一些真知灼见中夹杂着迷信荒诞的东西。因而，在理论内容上表现为貌似全面却空泛，似是而非，缺乏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理论解释可作多方领悟，往往是既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信息容量较低的特征。其二，在认识自然的方法上，更多地是从整体的模糊同一来认识自然。停留在表象的直观上，忽视万物在结构上的差异，缺乏追求自然界因果联系的知识兴趣，往往是在先验的解释框架中，用表象类比的方法来表达对自然的认识。忽视对思维逻辑严格性的要求，概念往往是模糊和歧义的，定义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判断缺乏确定性，推理论证缺乏逻辑根据。因而在理论形式上不追求严密性，忽视形式逻辑的基本要求。其三，中国传统科技在技术上有杰出的成就和惊人的创造。但这些技术成就又往往是停留在能工巧匠的经验技术的水平上，没能在理论上得到总结和提高，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一个基础。所以，很多科技发明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很多技术工艺失传湮灭，往往得从头开始。这浪费了无数代人的智力和经验。这三个基本特征从总体上体现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固有模式--天人感应式的哲学思辨与经验技术相混合，技术孤立地超前发展。中国古代科技这一发展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产物。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以家族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和儒学"忠、孝"观念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的三者统一体。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社会思想对认识自然的要求，就是将自然现象作为超自然的预示和社会人事变异的征兆，以此得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论和道德原则，并企图通过技术实践和观察自然现象，领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方略。"技进于道"和"格物致知"，是在当时思想环境下认识自然的基本目的和基本方法。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是以政治伦理问题为中心内容和思维材料的。因而它带有两个固有弱点。一是政治意识对自然科学内容的直接干涉，对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的解释必须符合、服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科学技术作为恭顺的婢女直接为政治目的服务。二是固定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容易使社会思想日趋僵化。在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下，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的发展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自然界也始终没有成为认识活动的独立对象。因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不能形成一系列反映自然本质的基本概念和总体性范畴，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也就不能进一步构成相对独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形态。这种状况，使一些科学学科始终停留在经验科学的水平上。即使是古代中国比较发达的数学和天文学，它们的发展也一直是沿着经验性和实用性的轨道。天文学发展的起点和终点是历法的制定，数学则局限于实际问题的数值解，以应用题集的方式表现自己的进步。

　　历法的制定固然是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定历法更重要的是以朔政，宣扬皇权神授为根本的政治目的。中国的德治思想和尊天命的政治观念是相关联的，天意是通过各种天象显示的。对各种天象解释的神格化是社会人事变迁更迭的天意、天命、天志所在。历法本来是在变化的天象中来寻求规律性，说明岁月季节变化有序的客观性，然而统治阶级也用来说明天意的必然性，论证王朝兴亡交替是天命的体现。因而，改历就成为改制的中心内容，历法的制定和修改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从西周起，以观象、授时、制历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天文事业，一直是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办事业。历代王朝大都禁止私人从事天文研究，有的王朝甚至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如《大明律》规定，私习天文者杖一百。以历法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天文学只重视计算天体移动的位置，这是和人们重视季节变化，重视王朝变迁的态度相关联的。中国古代天文学不把大体运行的轨道和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这与没有把自然界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的思想相关联。这种认识倾向使人们在研究天文学时没能从几何学和力学的角度来研究天体运动，用几何学和力学的模型来认识、构画宇宙的宏观结构。古代中国的宇宙理论和天文观测是不相衔接的。尽管古代中国有年代悠久而未间断的天文观测记录，但在宇宙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直觉想象的"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因为这种盖天说和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观念相适应，所谓"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①。在欧洲，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现代宇宙结构学说的各种模型，都是通过几何--力学模型的方法构造起来的。这种构造性的模型方法，使宇宙理论建立在详尽的天文观测和精确的数学计算的基础上。例如，刻卜勒根据第谷对火星的观测资料，发现火星的轨道是椭圆，不是圆。实际上火星轨道的偏心率只有0.093，表现在黄经方面，两者相差只有8 弧分，而这8 弧分的误差使宇宙结构的理论完全改观，引起了天文学的革命①。而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为了追求一个日月合壁，五星联珠，天象吉利的历法，使天文的计算、推测往往会忽略天文观测数据的精确性，使天文理论充满了不少牵强附会的迷信色彩。

　　中国古代数学以数值计算为中心，这适应了历法制定和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生产所需解决的各种数量计算问题的状况。中国古代数学由于实际数值计算的局限性，忽视了对自然事物在数，形方面的和谐性与统一性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直观性。它也没有把数学和逻辑论证方法结合起来，没有能从直观的抽象进步到理想化的抽象，形成一个有严密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为计算规则，测量方法等的理论化奠定一个明确的概念基础。同时，中国古代数学也没有成为一种一般化的认识形式系统，没有能成为一种一般的科学思维方法。因而，中国古代数学不可能与其他科学相结合，为它们提供一种明确的形式语言、普遍的思维方法和有力的推理论证的工具，使它们从观察、感觉的常识性阶段上升到理论领域。在欧洲，数学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渗透到其他科学之中，使其形成有逻辑结构的理论形态。这是古希腊科学传统的继续，是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指出，中国古代数学的实用性和非逻辑结构，以数值计算为主要内容的特点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没有把自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的这一倾向相关联的。

　　这种社会思想也促成了一种重人文，轻理工；尚空谈，鄙实践；崇义理，薄功利；慎修身，斥技艺的价值观念传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整个社会的信条。"君子不器"是儒门的教规。鄙视技艺，将技艺贬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补"，士林不齿的下等行档是封建社会普遍的风气。《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从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新唐书·方技列传》云："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以夸众，神以巫人，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史书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表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从事科技活动的工匠其低下的社会地位。知识阶层奋斗的目标就在于熟读儒家经典，为了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失意者则在老庄和佛学中寻求解脱。当儒学与科举制度相结合，整个教育体制（从内容到形式）和社会思想也日趋僵化。这形成了一种价值取向的定势，四书五经成为知识阶层进入仕途，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阶梯。这不仅影响到读书人对个人前途的奋斗方向，而且影响到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评价标准。

　　读书人做学问的任务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为此而皓首穷经，耗费了一生的精力和智力。工匠和知识分子的活动被远远隔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儒学又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技艺改革归咎于不道德的功利主义行为，这样，物质生产本身对生产技艺的促进也大受限制。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产技艺要得到理论上的总结和提高，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是极其困难的。历史上无数杰出的技术发明无声无息地湮灭就是必然的结局。

　　在忠孝观念的基础上，使长幼尊卑贵贱等级规范化的三纲五常压抑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束缚了人们的行动，形成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引经据典繁琐考证，靠注解权威经典进行学术研究，缺乏大胆思考，勇敢探索的学风，人们为了论证自己的思想行为的正确，不是以实践和现实生活为依据，而是以先圣贤哲的言论作为判断的标准。小心谨慎，循规蹈距，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离经叛道是他们最害怕的罪名。社会思想由教条主义走向宗教神秘主义，日趋僵化，完全失去现实性和斗争性。在这种状况下，期望有大批知识分子进行积极的科学实践，勇敢探索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科学需要的是创造性，它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它以探求未知为自己的目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仅排斥技艺，而且把对天道自然的一般研究也排除在外了。

　　这种社会思想对认识自然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对自然现象的说明作为"取辩之物"的基本手段。它需要的是一种非经验性、非逻辑性、非定量性和非构造性的科学思想。其基本特征就是逍遥性和停滞性的结合，朦胧性和全面性和结合，即用先验图式和混淆不清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的神秘性，与以无条件终始循环来体现发展变化的封闭性的结合。这样，道气、阴阳五行说比以实践为基础，理性分析为手段的墨子科学，就更容易被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忠孝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思想所接受。道气、阴阳五行作为一种宏观僵化、微观循环的框架，是从同一方面来认识整体的过程和联系，从整体功能和表象变化来体现对事物的认识，而忽视了从局部结构的差异来认识事物。这样，道气、阴阳五行说就易与具体的经验科学相脱离，蜕变成为一种僵化的神秘主义的理论，成为宗教迷信的工具。谶讳学的盛行，道教的兴起，是社会思想由僵化走向宗教化的具体表现。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状况下，不仅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连一般的研究自然的科学活动也受到阻碍。徐光启在谈到元末明初以来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时，曾感叹地说："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无一存"①。这个断语，从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来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社会思想在思维内容上排斥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二是传统社会思想在思维形式上将理论引向神秘主义。这种消极影响极为深远，在社会变革、动荡的年代往往会以更集中、更典型的方法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将更直接，更自觉，更理论化。曾目睹近代科技传入近代中国曲折经历的梁启超不无感叹地指出："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②。"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③。作为一个旁证，近代中国接受近代科学的曲折性、艰巨性也可说明墨子科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模式的不相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