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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买票”看中国选举文化

作者：丁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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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对民主政治的过分理想化的倾向。许多人认为，中国社会现有的种种经济困难、社会弊病和政治歪风，从根本上都是由于缺乏民主所致。一旦在中国实施了民主制度，这些弊端都将获得解决。
　　上述心理，其实是一种人之常情。憧憬中的事物总是比实际中的事物美好得多。从来没有机会亲身体验民主政治的人，常常以浪漫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民主政治。而有机会实践民主政治的人，则常常以犬儒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民主政治。换言之，前者所看到的，是作为理想和目标的民主，而后者所看到的，则是作为过程和现实的民主。
　　对民主政治抱着过分理想化的态度，往往为专制主义准备土壤。你把民主政治想象得那么完美无瑕，那么合乎道德标准又那么高度有效，一旦你有机会亲身体验民主政治，介入政党间的竞争，参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忽然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民主政治原来要花大把的金钱，要使尽浑身解数去作秀。民主化过程中充满着纷争、混乱、相互背弃、低效率。于是在原先的关于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破灭之余，你也许会发现，原来专制主义反对民主主义，确实还有几分道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兴起之际，对先前的魏玛共和国政治就是这么抨击的。这些抨击被当时灰心丧气的德国人民所接受。
　　本文作者坚定不移地认为，从长远的和整体的眼光看，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对人民造成的危害较小，在道德上更可取。民主制度出了问题，比较容易得到修正。民主制度下人民的不满，不必经由革命的剧烈手段去表达，可以用改良的手段渐进地更正政府的毛病。而在专制制度下，人民的小不满总是要被迫积蓄到总爆发即革命的程度。革命巨变之中，老百姓备受折磨，统治阶层本身也不免家破人亡。所以，即使从维持社会本身的大体稳定的角度看，民主制度也比专制制度更为有利。
　　但是，对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抱有任何过高的期望，都是缺乏根据的。我这里并不是指专制势力对民主化的顽固抵抗，而是指来自社会习俗势力的影响。民主政治的规则、程序和方法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里的应用，都不可能不受到该社会千百年来的习俗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1989年11月下旬，应《联合报》的邀请，我去台湾做实地观察，亲眼观看台北市、台北县和宜兰县的选举战况。所到之处，满耳听见人们对买票现象和选举中其他诸种不光彩和不守规矩的做法之抱怨和批评。当时陪伴我观察的两位台湾朋友预言：随着台湾收入的增高，买票将成为历史。在一个人均收入近一万美元的社会，谁会为区区十多美元出卖自己的一票?当时我所搜集的资料似乎也在支持这种预言，许多地方的买票回收率已经降到二三成。
　　1991年12月，又值台湾大选。看看台湾报纸上的报道，听听台湾朋友的介绍，发现贿选现象不但没有退潮的趋势，反倒像是在升级。同时，政党政治的运作仍旧受到地方传统派系势力的牵制。自那时以来，我时常问自己：莫非这就是中国人实践民主政治的方式，是“中国特色的民主”?
　　你看，买票在众多台湾人的眼里不是被理解成“贿选”，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来”以及“面子”有关的东西。竞选者去选民家登门拜访催票，带点钱或物品作为见面礼。选民为投你的票特地要去一趟投票站，这点见面礼又变成“走路工钱”。于是，买票就从一种政治行为(按照原则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行为)，演变成人情风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象征性的行为。若一个竞选者不做这些，很多选民反倒会产生错觉，以为你没在搞竞选。
　　同时，当别的竞选对手注重这套“见面礼”和“走路工钱”，而你不这么做，有些选民就会想：“是不是你看不起我，不想要我这一票了?”于是，钱或礼品的价值是多少成为较其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给不给面子”这层象征性意义。而不给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里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政治竞选中的情面牌到1993年11月台湾的“县市长”选举期间又有了新的表现。据《远见》1993年11月号报道，民进党提名竞选的蔡介雄，在台南市举行一场号称三千五百桌的“世纪大餐会”拉选票。现场人山人海，座位供不应求。主办单位估计至少有四万人参加，桌数之多与人数之多，可能创台湾纪录。《远见》等新闻媒介评论说：“从(国民党籍)立委曾振农的‘春之乡宴’、(民进党第一中常委)施明德的‘疼惜之夜’、(脱国民党籍竞选的)何智辉与王素筠的婚宴到蔡介雄的‘世纪大会餐’，一次比一次规模大。长此以往，除了经济奇迹之外，说不定台湾还能创造出‘办酒桌奇迹’。”
　　所以，那种台湾人均收入提高后买票行为自然而然就会消失的推论是不全面的，它只看到了买票行为中经济学的一面，没有看到其中人类学的一面。礼物交换在经济水平低下的部落社会里极端重要，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也重要。今天日本的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可是人们照常看重见面礼。决定人情往来在一个社会里是否重要，经济因素倒在其次，文化因素更是主导性的。
　　台湾的经验还显示，竞选战在上层是某某党对某某党，一到基层，就受到宗亲、地域、语系等地方传统势力网络的牵制。于是闽南人和客家人、王姓和李姓、同乡和非同乡间的长期竞争冲突，就成为对立的政党在地方上的选举战的实质内容。
　　以上诸种，套用一句陈腐的话，不过是中国人社会里风俗民情和惯有的行为方式在政治竞选中的表现。一个社会里的竞选文化(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而是该社会文化总体的一个层面。
　　由此我就联想到，当中国内地实践民主政治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些现象?
　　西方社会和台湾的经验都证明，地方传统势力网络的强度和社会的流动性成正比。在人口流动性很高的社会里，人们对同乡、方言、宗亲的归属感趋于淡薄。中国内地在近期内仍然是一个农民为主的社会，人们祖祖辈辈居住在一地，流动甚少。一旦实行基层民主，不同姓氏、不同地区、不同方言群之间的争夺将会是竞选的重要内容。我在下放农村时，目睹生产队长的选举，往往就是那个队里两三个大姓之间的你争我夺的过程。在本世纪初推翻帝制的革命之前，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就是皇权官府控制中上层，地方豪强乡绅控制基层。广大乡镇区域，是天高皇帝远、地方势力独大的地方。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因为实行的是政治和经济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地方势力受到压抑。十多年改革所导致的中央集权的逐步放松，已经促成了许多区域地方势力的重新抬头。可以预言，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传统的地方势力网络会愈益成为中国内地基层权力构成的重要因素。一旦实行公开竞选，在下面就难免传统势力的角逐。这种政治过程的长处，是地方自治的强化，不致于全国一刀切，窒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活力。这种政治过程的短处，是各地土政策可能互不相容，妨碍全国统一的市场之运作。另一个短处是大姓望族欺凌小姓和新来户。你若不投靠地方豪强，有了冤也无处伸张。
　　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仍然贫困，这就使贿选可能变得更为有效。不多的一点钱或礼物(如一条香烟，一套小孩的衣服，甚或两条肥皂之类)，就可能收买到一些选票。
　　在这种情况下，谁会有财力出来竞选公职?看来只会是那些在经济改革中发了财的新富。而这些新富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原执政圈里的腐败干部。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中的不平不满情绪可能会相当的严重。台湾从八十年代末以来，每次选举都引发各界对“金权政治”的痛斥。所谓“金权政治”，就是政党候选人与财团势力相互勾结，操纵选举，以确保财团势力的利益代言人能够当选。在金权政治的环境里，那些不与商勾结的政治人物，就很难得到充足的资源以与政官勾结的候选人竞争。虽然金权政治遭到台湾社会的强烈谴责，但其效果却相当有限。在1992年的立法院选举中，财团“力霸”集团的少当家落选，却有“华隆”、“新光”、“富隆”等财团的负责人当选为立法委员。在中国内地，今天地方上有些党政官员与当地富有的企业家及商人的关系网正在迅速生长和强化。在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中，中国内地的金权政治肯定也是个严重的问题。“红道”(政界)与“黄道”(财界)联手，互相增进利益，大多数的平民将难以在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影响。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政治结构，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充分的社会公正。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会对民主政治产生深刻的失望。
　　台湾选举化过程中暴力冲突的程度至今不太严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社会规模较小，容易控制局势。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台湾已经是一个初步发达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大部分民众有自己的财产，不希望在社会大动荡中失去已经获得的实惠，社会因此普遍厌恶暴力。而印度试行民主制度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至今选举战中暴力行为仍然很频繁。除了宗教冲突，印度这个国家一大二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台湾虽然至今公开的暴力行为在选举中不太严重，地下黑社会却已经开始介入地方政治。零星的谋杀事件也发生过，著名的政界人物如社会党的朱高正也受到过人身威胁恐吓。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中国内地民主化的过程中，“黑道”势力一定不会让“红道”和“黄道”势力左右地方的一切；“红道”和“黄道”人物也决不会不利用“黑道”势力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服务。三“道”之间的相互勾结和较量，一定会成为中国内地民主政治的一大障碍。届时，平民百姓和弱势集团的利益会遭遇怎样的境况，颇令人忧虑。
　　我们切不可把将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民主政治的运作想得太理想，届时一看怪事丑闻不迭，就大失所望：“什么民主，还不如原来的那套好!”我一再强调，对民主的过分理想化，是专制主义的温床。美国实行民主制已有两百多年，尚且问题一大堆，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人一实践民主，就会“手到病除，人人满意”?把民主政治看得实际一点(也就是丑陋一点)，反倒有助于我们开动脑筋，琢磨在中国人的社会里，怎样设计出一些规章措施，使民主政治的运作少一些弊病。
　　英文有一句格言：“‘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最大敌人。”政治上的完美主义心态是绝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
　　
　　本文摘选自《中国特色的民主》一文，文中某些引号为编者所加。
　　
　　丁学良，学者，现居澳大利亚。主要著作有《共产主义后的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