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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左日记（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作者：汝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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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语文资料：日记015号
1967年8月7日星期一
老谢通知我，杜(甫卿)校长从北京打电话来，经中央同意，军队院校可派群众组织代表，列席在京召开的河南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批判何运洪(河南省军区政委)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我校可列席两名代表。“红总部”(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京的卜明已参加了会议，“革纵”(革命造反纵队)派一名代表立即赴京。老谢说，“就让你去吧。”并说，这也是杜校长的意见。
1967年8月9日星期三
河南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举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代表中央主持这个会议。
杜校长告诉我，中央调26军政委程世清去解决江西问题，并主持江西的全面工作。现在也住在京西宾馆。杜在65年来我校当校长之前是26军下属的77师师长，彼此比较了解。程要杜一起去江西，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只要杜同意就行。因为程的“组阁”是周总理授权的。杜非要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不可，杨司令员劝他千万不能去，结果没有去成。程向杜提出，从我校抽调二十名干部去江西支左。这是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
晚上，杜校长陪同我与卜明到程世清的房间去见程。程希望我们俩都去江西支左。我是南方人，当场表态一定去。卜明是北方人，又最怕热，只是说，考虑考虑。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
“红总部”的头头说，去江西支左必须是左派。有些干部因为站错了队而不能报名。一共只有十五名干部报了名(其中团级2，营级2，连级5，排级6)。为了凑够数，又增加了4名战士。有3名穿便衣的职工愿意去，当即办理参军手续，发给军装。
战术系的张广东、服务社的吴慈悯和我被指定为临时服务组成员。卜明负责送我们到江西。
晚上八点，学校在大礼堂举行文艺晚会，欢送我们去江西支左的22名同志。校领导和“红总部”的头头在会上讲了话。我代表支左人员致答词。
晚会之后，研究了明天出发的问题。因为铁路交通不畅，决定先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坐民航飞机到南昌。
1967年8月20日星期日
江西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拥有枪支，武斗很厉害。我们去支左，就像上前线一样。得有牺牲的准备。一想到这，在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有人率先掉下了眼泪。这一下把大家感情的闸门都打开了，几十个送行的战友、家属和我们哭成一片。“男儿有泪不轻弹”，看着几十个解放军的干部痛哭流涕，周围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下午三点半到达郑州。在火车站内整整等了三个小时，军区支左办公室才派来汽车，把我们接到招待所。
1967年8月22日星期二
郑州到南昌没有航班。民航的同志告诉我们，上海到南昌有航班。于是我们决定乘晚上的火车去上海。
晚饭后，收拾行李动身。临行前，我去支左办公室，请他们给我们开一个(张)到上海购买去南昌的机票的介绍信。他们拒绝开介绍信。并说：“你们军队院校是开展‘四大’的单位，没有支左任务。你们是私自外出串联。我们不能给你们的非法活动提供方便。”
我说：“我们不走了。你们得把我们的身份搞清楚，到底是支左还是搞串联。你们可以打电话给中央军委询问。不过，由此而延误我们执行任务，该由你们负责。”
于是我从窗口招呼楼下正准备上车的同志都回来。正在这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来了。几天前在北京开会时，他见过我。而且他也知道，从我们学校抽调干部去江西支左，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他说：“你们不要从上海走，我请空军派飞机，直接从郑州把你们送到南昌。”
张司令员立即要通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电话。吴法宪说，动用飞机要经周总理批准。
张司令员便往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总理秘书说，周总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去了，能否派飞机，明天上午答复。
1967年8月23日星期三
上午十一点，支左办公室转来张司令员的电话，周总理批准，从开封空军调一架军用飞机到郑州，把我们送往南昌，今天下午三点起飞。
下午三点，我们坐车到了郑州机场。空军从开封调来一架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式双引擎小型运输机已在机场等候我们。
三点半起飞，六点半到达距南昌30公里的向塘机场。
江西军区派来一辆敞篷车接我们。他们指着我们挎着的手枪说：“还是把这玩意都放在挎包里吧，否则会有遭围攻和抢劫的危险。”
“军人带枪还有危险?”一位战士惊奇地说了一句。
这里形势的严峻远远超过了我们来以前的想象。
沿途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红卫兵驾驶的吉普车在街上飞驰，车门两边站着手执冲锋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
我们到了一个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气氛的城市。
1967年8月24日星期四
吃了早饭后，我们从招待所出发到原省委办公大楼去开会。突然从附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我们不敢从大街上走，只能沿着小巷，靠着墙壁过去。
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后，便开始分工。我和张广东被分配到“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秘书组。组长是在26军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的徐秉坤。成员还有：济南军区政治部干事包清，南昌步校政治教员卢澍和武渺。我们六人全部是军人。
从今天起，江西省革命委员筹备小组各办事机构正式开始办公。瘫痪了一个时期的江西省省级政权开始恢复。
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打扫布满灰尘的办公室。原省级机关造反派“大联筹”，派来几个走资派协助。帮助我们打扫办公室的是原省委宣传部部长艾寒松。这就是五十年代风行全国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作者。这本书在我的前进道路上起过不小的作用。今天见到他，内心不禁肃然起敬。他用一块特制的小钢片包着抹布，可以把窗户上的楞角擦得干干净净。即使是在挨批斗的时候，他也想尽办法把分配给他的任务完成好。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7年8月25日星期五
虽然已经过了“三伏”，但气候仍十分炎热。热得没有办法睡觉，晚上只得到办公楼顶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见平台中央没有人，就把席往中央一铺。别人忙制止说，中央不能睡，太危险。前几天晚上飞来流弹，差一点把睡在中央的人打伤。我只得在靠墙边找一块空地铺下席子。屋顶上虽然凉快，但铺底下太热。过了半夜，热气才能散尽。
1967年8月26日星期六
抚州地区对抗中央的决定，当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指挥部队和民兵进行伏击。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他们打飞机，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中央(周总理)定性，这是“军事叛乱”。他们的势力还不小呢，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九个县。
谁说中国没有内战?
1967年9月1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我值夜班，为赣州发生的杀人事件，我忙了整整一个通宵。
刚上班不久，在赣州支左的121师政委于厚德打来电话说，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五位红卫兵头头，今天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头头游街，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并声言明天继续游街批斗，还要枪毙一大批。鉴于这种严峻的形势，他们已无法控制局面，强烈要求省里立即派人去赣州，把这五位红卫兵头头请回南昌。
我必须立即把这个情况向程政委报告。要电话，电话不通。好在办公室离程的宿舍不远，步行一二十分钟就到了。先见到程的秘书，他要我直接向程政委秉（禀）报，但提醒我一条，程政委听完秉（禀）报后，会询问我对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的办法。这是我没有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