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虞兮虞兮

作者：匡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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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别姬”无论作为舞台场面还是生命情节，都天生是一折浓浓烈烈的好戏。英雄美人，本身已很够分量，大可观赏玩味，末路英雄和殉情美人，就更极尽了悲壮还极尽了艳丽。
　　我说天生是“折”好戏，是指楚霸王和虞美人对于后世来说，只有这一“别”的缘分，注定成不了人生连本剧的材料。
　　单单一个项羽也许行。毕竟是史书中“本纪”规格的人物，平生行状和历史功业都算得清晰丰厚，他赶上的又是中国一个最壮观恣肆的大时代，要拿他当电视剧题材，不用怎么费心虚构，只一卷《史记》在手，轻轻松松就能铺排出三五十集，节奏还保证慢不到哪里去。唯他和虞姬交往的本末，聪明人恐怕都不会硬让虞姬在项羽叱吒风云的英雄一生中占据比“别”更多的位置。大将军帐下收着个宠姬，这事情实在陈腐平常得没有任何新意可翻。如果一定要给最后一“别”字找出基础、线索，找出前面长长的必然由来，除非是抛开历史事实也抛开生活常识，彻底按现代人的想当然凭空瞎编，否则，结果只能把本来很有奇女子色彩，并因此魅惑因此震撼的独一无二的虞姬还原成一个普通的古代好女人。
　　在对虞姬的艺术处理上，最传统也经典的，就是梅兰芳的京剧艺术。虞姬上得台来，唱上几句，做几个身段，舞一通剑，然后利利索索把脖子一抹。她从哪里来?她是为什么?戏里不解释，你也不用多追问，那是史实也是这出戏的前提；最现代也最通俗的，是电影《西楚霸王》里关之琳演的那个样子，十足女人味，只为“爱”活着那种，很柔弱，很纯情忠贞，需要刚烈时也刚烈得起来。一个正面美人形象的资质和表现应有尽有，就是没个性，个性消解于“爱情至上”这类通用的好女人脸谱中了。两者的共同点是，稍不留神，总会让人嗅出点“从一而终”或“知恩图报”的俗不可耐的气味。
　　司马迁就是个聪明人。他写项羽用了那么多篇幅，对虞姬其人却毫无铺垫，在倒霉的垓下那一刻才让她横空出世突然现身于项羽帐中，想必司马迁不是偷懒没去深入搜集资料，也不是成心轻忽美人虞姬。他只是很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司马迁是看透了，虞姬生前如何，在项羽这么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太无关紧要，在项羽创造的那段历史中更是流云飞絮。他给她一笔，仅仅由于她死出的那个不同凡响，这不同凡响加上特殊的时间地点，虞姬就不再只是虞姬了，她凝固进某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成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最后一个历史动作的佐证、说明、强调和烘托。虞姬在项羽历史的终结处，成了讲述他的历史时必须提到的一个部分。
　　司马迁之后的漫长古代，喜欢吟咏历史也喜欢吟咏美人的中国诗人，善于演义历史也善于演义美人的文人，同样不热心写虞姬。他们和司马迁一样聪明，领悟了不光在历史叙事里虞姬是谈不到“活着”，只有那一死的，哪怕就文学的眼光来看，虞姬也不是西施、王昭君、赵飞燕、杨玉环。她从来未能独立出自己的存在、名字、行为和动机，虞姬只是霸王别姬中的“姬”，从本质上说，干脆并非人或女人，而是一个符号，出场的全部必要和价值，不过是等于给西楚霸王那过于金属感觉的英雄衣襟上挂了一枚带有性别暗示的徽章，使铁青的“十面埋伏”点缀上一抹亮眼的粉红，散发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生况味。
　　符号当然不用推究真假。若要较真，虞姬那潇洒漂亮的横剑一刎，到底是主动殉情还是无奈殉葬，真像人们历来确信的那样无庸置疑?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诗真好，和荆轲的“易水歌”和刘邦的“大风歌”一样好。好到一读就令人禁不住喟然，中国也是有过那年代的，刘项不读书，荆轲也不专业去读，他们心里有情绪饱涨得涌出来的时候，就临风长啸一嗓子。那年代人不精致，诗也不精致；人不贫血，诗也不贫血。
　　对这首好诗我不想标新立异，更不想抠字眼。但“姬”这个字，说来非常地值得抠一抠，要是赵姬李姬这种用法，那相当于后来的赵氏李氏，只是对女人的称谓不表明身份。要是“姬妾”的用法，那就有身份在里面了，可还是含糊。这里的“姬”是属于特定男人的女人却不是妻，不是妾，不是婢女丫鬟老妈子，“姬”究竟算是男人的什么?在男人给予女人的家庭等级序列中占什么地位?
　　虞姬的“姬”又究竟是哪一重意思呢?
　　不管是哪一重意思，这个虞姬生前死后都显然是一个没有名份，所以说不清身份的女人。在男性大人物身边，这样的女人不是绝无仅有，我们起码知道有一个德国女人爱娃，也是一辈子“妾身未明”，到了慨然应允陪着希特勒去死的那一刻，总算婚礼和死亡仪式一起进行，为自己争得了名份。如果项羽果真和虞姬有过值得一个女人生生死死相追随的“爱情”，在比谁都计较“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中国，项羽干嘛始终不给她一个名份，一个正式身份?
　　他只是对虞姬说：我的宝马它不肯弃我逃生让我毫无办法，我的美人你看我该拿你怎么处理?
　　真令人惊讶，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居然大睁着眼睛曲解一个男人如此率真的好诗，一个女人如此别无选择的选择。好在旁观的中国人可以佯装不懂，虞姬自己却是懂的，并且没有什么佯装的余地，要不《史记》里也不会有她这一笔了。四面楚歌的项王，无论曾经拥有过多少，现在他只剩下自己的座骑和美人了，他可能真的驱赶过乌骓马，想放它一条活路，项羽从来是有点“妇人之仁”的，可是虞姬不是马，“妇人之仁”用到真的妇人头上就很多余和滑稽。虞姬没听见项王像对马一样驱赶她，要她快自个儿逃走，只听见项王告诉她，你瞧马都不走，你怎么办自己掂量着办吧你。
　　虞姬除了拔剑一刎，还能怎么着?
　　这让人想起另一个“别姬”的故事。晋代富豪石崇，豪宅里的珍宝和美人一样名声在外，惹人红眼。某权贵向他索取一个色艺双绝的宠姬绿珠，石崇不肯割爱，过后权贵到底找个茬子收拾了他，家产抄了家小诛了。这一贯使气任性的石崇，遇到事脑子倒不糊涂，被官差逮了离家时，很清醒地对绿珠说：我获罪全是因为你啊。绿珠也痛快，答道：那我只有用这条命还你了。腾身便跳了楼。
　　巧的是，绿珠也不是妻不是妾不是婢女丫鬟，是名份上不清不楚的“姬”。绿珠和虞姬大同小异，也被制作成了殉情至少是殉义的标本。“落花犹似堕楼人”，多么地凄艳，多么地传奇，多么不尽地遐想、感触和唏嘘。人们不换个角度想想，绿珠早不跳晚不跳，听到石崇这句话才跳了，是要报答主子的情分，还是半点都不屑欠他的情分?你说你倒霉全是因为我，但你留下我是为了我么?你何尝征求过我的意见?再说了，我伺候你还是被送给别的权贵，无非都是给人做“姬”罢了，对我有什么两样?不过事到如今，管你说话客观不客观，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可犯不着欠你的情，索性把命赔给你，大家两清了算完。
　　绿珠她是殉了主子，还是以死拒绝强加给她的什么东西?
　　而和“霸王别姬”知名度最相近的，则当推李隆基和杨玉环的马嵬坡“别姬”。有意思的是，这两场主人公地位难分高下、悲与艳也旗鼓相当的“别姬”，在构成故事的取舍上，趋势恰好相反——马嵬坡是天生的不能孤立提取为“一折”，不能单独成篇的。不管怎样切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纠葛，总之马嵬坡都似乎不能不从李杨说来话长的当年说起，否则便什么都说不清楚。仅仅一个马嵬坡，无非表明一个皇帝在国家与身家都自顾不暇之际，只能扔开身边一个受宠的美人，任手下把她杀了。这种事许多皇帝都碰到过，别说贵妃，像汉末魏末的皇帝，连皇后被权臣拉走处死，也照样“掩面救不得”。这只是情势不是故事。
　　马嵬坡的生活意义和美学魅力，都难解难分地往前连接着“七月七日长生殿”，由它预设和确立。马嵬坡别姬，注定只能是特定某个皇帝和特定某个妃子复杂人生恩怨链条上，作为终结的那个扣子。谁想说明这个扣子，都必须追索出整个链条来。
　　或许正因为如此，从没人想过把杨玉环来个虞姬式的解析。这并非决无可能，试想，杨大美人既然多年“三千宠爱在一身”，和李隆基于情于义于恩，都比虞姬之于项羽绿珠之于石崇深重到哪里去了。马嵬坡前，国难当头君难当头里里外外事情一团糟的当儿，杨玉环挺身而出，主动慷慨求死，甘愿以红颜弱躯替君王谢天下抚军心归民望，成为一个辉煌王朝重整江山的告白和契机，那么这份浩然凛然，该是远胜虞姬者流只知男女私情的纯粹妇人之举，更悲壮得艳丽得回肠荡气了。
　　没人这么异想天开。也是，杨玉环其人，打从“侍儿扶起娇无力”那会开始，就活着并活在前台活在公众眼里，这日子已经太久了，她做人做女人做贵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都太具体翔实了，太有透明度了，实在无法推导出“贞烈”、“深明大义”或“自我牺牲”什么的，哪怕正义冲动性质的自我牺牲也难贴到她身上去。
　　杨玉环是活得公开活得不藏不掖了些。马嵬坡便永远没有人能涂上观念的油彩，只埋一个人性真实世态真实的悲凉萧瑟。虞姬，却由于她仿佛根本没有“生前”，根本不曾生活过，才正好被塑成一个舞台化的人工造型，一个关于“女人”的抽象而空洞的姿态。虞姬实际上在这个姿态上诞生，并且仅仅为此而诞生。这是一个只知其死不知其生的生命，不需要来由，不需要动作逻辑，也没人能赋予它一个女人的可信来由和必然逻辑。
　　
　　匡文立，作家，现居兰州。曾发表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