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旧情节
作者：阳 飏
字体： 【大 中 小】
金黄色的向日葵后面是我家。又一列火车呼啸而过，窗玻璃全都震颤着嗓子像是在背课文，仿佛满院子一棵棵细脖子向日葵是一位位严肃的高个子老师。
郭家那只踮着脚走路的猫跟郭奶奶生前走路的姿势像极了。郭奶奶每天下午晒太阳，坐在太阳下面越晒越矮，最后瘫在椅子上，像块融化的冰。
耧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似乎知道多年以后他的右腿要被火车压掉，现在先使劲享受享受两条腿的快乐。
毛丫头他爸把身上的三块六毛钱和一杆钢笔放在枕头下，然后卧轨自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毛丫头他爸躺在血泊中，左一块石头，右一把土地往伤口上堵。毛丫头，远远地笑着。我吓醒了，没敢告诉他。他戴着黑纱和我们一块儿玩。
院子里的大榆树下时时有蚯蚓爬着，我们用火车轱辘压制的铁钉小刀把一条又长又肥的蚯蚓一切两半，如果是人的话一定又高又大，小毛说烤烤可以吃，可谁也不敢先动嘴。我们逮了几只大蚂蚁，蚂蚁屁股一咬一口酸。我们比赛学狗叫学猪叫学驴叫，一群快乐的动物最后一起整整齐齐跺着脚学火车叫，然后就“呜呜呜”地开回各自家了。
那天，父亲的额头抹了清凉油，像是雨水冲洗干净的大瓦房顶。我偷偷给郭家的猫眼睛也抹了一点儿，这家伙钻到什么地方一刻不停地叫着，叫得满院子的人全在骂，没考上高中的罗敬文说这是只“右派猫”，同他们学校的俄语老师一模一样。
我童年的邻居是向日葵，嗡嗡嘤嘤的蜜蜂出了东家串西家，可为什么向日葵的邻居又是一列列洗不干净脸的火车呢，远远望去，像是一群放学后在铁路路基上捡煤碴的脏孩子们。
铁路局大屋檐建筑顶上的琉璃瓦在太阳下一闪一闪。
一到上下班时间，穿黑蓝制服的人群就像麻雀一样挤进挤出，偶尔有一位衣着鲜艳的女子，像是浮在水面的花朵，眨眼的功夫也就不见了。
只剩下琉璃瓦在太阳下一闪一闪。
我跟着父亲走进这座琉璃瓦的建筑。上台阶，推开玻璃大门，再上台阶，我看见了站在对面的我——整整一堵墙壁的镜子，叫我惊叹。那时节，家中仅有的一个小圆镜都是带裂纹的，这种镜子用久了连你自己都觉得那裂纹的脸才是你真正的脸。长长的走廊，像是一位老人的年龄，我听着光滑而又沉寂的脚步声，一种大理石图案的声音，抑制住了三步并作两步的念头。父亲推开圆把手的办公室的门，我后来一次次想过这——圆，手一转，门就推开了，我称这为“圆自动转门”，曾向一块儿在火车道碴下面抓蛐蛐的伙伴们吹嘘过多次了，每吹嘘一次，都是一种满足，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年代，这种满足或许是一种对物质匮乏的弥补。坐在皮面大椅子上，发现我没穿袜子的脚脏极了，但是这双脏脚无处可藏，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就是我最初的：自卑。
琉璃瓦在太阳下一闪一闪。
当年父亲他们办公室里的那些叔叔阿姨几乎全都消失了。一个时代消失了。只剩下琉璃瓦在太阳下一闪一闪，像是真实或者不真实的灵魂，留给另外一个时代的纪念。
一朵大棉花上坐着个穿红肚兜的孩子，红红的脸蛋显得很红，因为他坐在棉花上。我天天都在这巨幅墙画下跑来跑去，跑得满头大汗。叔叔阿姨们也都跑来跑去。大鸣大放砸炉子砸锅大炼钢馒头满街的人敲着脸盆除四害撵麻雀。
1958年，中国人的汗珠子又大又圆。
马大夫，名医之后，上大学、支援大西北、当右派、干搬运工、开柴油车、赤脚医生、主任医师。马大夫，我和他女儿是小时候的好朋友，他女儿那时学拉手风琴，“哗”地一声就拉响了。我奇怪地联想：她父亲给病人动手术，也是这么一下子就把病人的肚子割开了吗?马大夫家总是一股医院味，吃东西要用酒精棉球擦擦手指头。有一次我胳膊脱臼，马大夫说：想想董存瑞，想想黄继……“光”字还没说出口，“嘎吧”一声胳膊已经接好了。
马大夫忽然就死了。马大夫怎么光给别人治病不治自己的病呢?
他女儿现在也是马大夫，小马大夫一笑一口白牙。小马大夫的女儿和我儿子一般大，她女儿每天都弹一小时的钢琴。
听老虎他爸讲：火车站联防队抓到一对搞破鞋的。男的大叫：她是我老婆!女的大喊：他是我丈夫!联防队踹了一人几脚：两口子跑到废车皮里度蜜月来了吗?老实交待详细过程!
第二天两人单位来领人，并出具介绍信，现抄录如下：
火车站联防队：
兹有我单位××、×××(姓名隐去)同志系正式合法夫妻，因我单位住房紧张，此二人结婚数年尚无固定住所，偶借贵车站废车皮一宿，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单位今后一定加强教育，坚决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务请原谅。
致以革命敬礼!
红光大修厂
又听老虎他爸讲：后来才知道，这两口子还是他家拐弯抹角的亲戚呢，现在孩子都上高中了。这孩子是不是他父母那次在废车皮里创造出来的呢?(提此问题似有窥私癖之嫌)
大哥用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买了一台三五牌座钟。
如今大哥去世二十多年了，这座钟依旧准确地走着，只是一报时打点，我就好像听见大哥病中的咳嗽声。
那时，母亲扑打面袋的动作在我看来是极美的。每月的最后一天，是扑打面袋的日子，我们兄妹几个围拢在母亲四周，看母亲小心谨慎地将一整条面袋的内里翻出来，然后轻轻地一点点用手扑打着，白白的面粉就落在了面板上。如此扑打两遍之后，再拿一把专用小扫帚一寸一寸地从面袋上往下扫着，那认真细致的动作就像是怕碰伤了面粉白嫩的皮肤。这一天，我们兄妹几个也会过节一样地吃到或大或小的白馒头，不掺苞谷面、黑荞面的白馒头。当然，这还要视从面袋中扑打下来的面粉多少而定了，而这“面粉多少”又是由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小月、大月而定的，因为必须等到每月的月头，才能排队买到当月的供应粮，因此，那时掐着指头算小月，就像算计出差在外的父亲哪天背着大包小包回家来一样。
二哥该考中学了。
“妈，我考上铁一中了奖我什么?”
母亲没吭声。
“妈，我们同学他哥去年考上铁一中的，他妈就奖他自个儿吃了一个蒸南瓜。”
母亲还是没吭声。
二哥也不吭声了。
发榜了。二哥回到家里，母亲已把南瓜蒸好了，甜的，还放了糖。
那是最后一次享受铁路免票，跟大哥、二哥到北京去。下车的第一件事是去吃饭。进了一家小饭馆，只要米饭，饭馆的人说不买菜不卖饭。大哥、二哥商量了一下，要了一小碟烧豆腐。坐定之后，大哥、二哥左右看看，拿起饭桌上的酱油壶往碗里倒，我也依葫芦画瓢，拌了拌就喷香地吃了起来。只听一声低低的训斥：真笨!再一看大哥：哥的碗里，只是蹭着碗边把酱油倒进去，再蹭着碗边吃，碗里总是白米饭，哪里似我，满碗黑红色的酱油饭。
想想那时，我还没到又要顾肚子，又要顾脸面的年龄，怎么能怪得了我呢。
上学的路上，白三告诉我：早自习全班念课文的时候光张嘴别出声，这样饿得慢。
可那天是分组念课文，就在我大张着口的时候，陈老师一个粉笔头差点儿砸进我的嘴里。
那时候，最叫我们羡慕和嫉妒的就是大头有个在火车餐车上当大师傅的爸了，上车白帽白褂，回家一身蓝制服，五颗铜钮扣就像是用油擦过一样。每次大头他爸跑车回来前脚一进屋，他妈后脚就扯着嗓门喊开了，那腔调都跟一般人家不一样：死大头，还不快回来，吃饱撑得了吗!
阳飏，编辑，现居兰州。曾发表诗歌、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