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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水的话题
作者：乌热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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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发生在大兴安岭的一切特别值得认真思考。这一期间，大兴安岭有幸与一个新生的共和国相伴，这在它生命中是一段绝无仅有的经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开创性、发展经济的急迫性，人们谈得太多，公众早已耳熟能详。由此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舆论力量，以致人们一度在环境开发领域以合法而不合理的方式无休止地拓荒、砍伐，将征服大自然视为最大荣耀。发展经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大旗，遮掩了决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忽略，遮掩了因某些机构管理水平低下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这一时期，大兴安岭付出得太多了(应该说3/5的可利用资源已被消耗殆尽)，它的付出远远超出了它所能承受的极限。
简括起来说，数十年间，当一亿多立方米的成品材源源不断地运出林区之日，大体上意味着两倍于这个数字的林木消失了。其中部分原因是落后的，以损耗资源为代价的采伐作业和低水平的资源管理状态，加上百万之众的常住人口拥聚在这个被漫漫长冬所笼罩的寒冷地带，造成了大量的木材被日常生活所消耗。至于六十年代末，突然涌入大兴安岭东麓的数十万移民，他们凿地为屋，砍木为柴，漫山开荒，更为这里带来了无法缓解的新的人口压力。
在这不太长的时间里，大兴安岭的有林地骤减，森林郁闭度锐减，疏林面积大幅度增加，森林面积逐年萎缩。面对这一状况，人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从七十年代起，这一不良态势延顺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人们似乎并不关心生态环境变化所必然产生的后作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生产者，对生态屏障地带开发面向未来的新型农业，缺少必要的准备。而对那古老的、一直以灭绝天然植被为前提的山地农业及其潜在的破坏性，对生态环境产生的难以消解的负面影响，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令人惊奇的是，由于农作物产品的价格上扬，八十年代初骤然兴起一股开荒热，其狂热、急迫感，令人想起当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潮。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在大兴安岭东麓嫩江上游的水源地带、大兴安岭西侧具有重要屏障作用的森林、草原的过渡地带和呼伦贝尔草原上具有固沙作用的河谷地带，开始了大面积、无规则的毁灭天然植被的行动，一时狼烟四起，满目疮痍。以致有一天，关心这一生态屏障的外国友人，从卫星资料上发现条条块块的黑色污点，惊叹道：呼伦贝尔草原怎么了?
几乎退回到了跑马占荒的年代。祖先遗赠给后人们的生态屏障，一时竟成了弄权者和资本占有者的跑马场。弄权人的涂鸦之作——那些写有个人姓氏的白纸黑字，取代了威严的法令法规，而法令法规成了凌空飘荡的装饰气球。陡坡地上有人在开荒；疏林地上有人在开荒；沙质地上有人在开荒；护河岸的草甸上也有人在开荒……自然有人会问，那些资源管理机构处于休眠状态，还是陷入了同谋的洞穴?
生态环境变化的后作用，早已逼近。短短的数年间，大兴安岭森林湿度衰减，风速增大，火灾变得频繁；大兴安岭东麓连续多年持续干旱，冰雹与霜冻不期而至；大兴安岭西侧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连续三年出现了沙尘暴；呼伦贝尔草原连续多年冬季少雪、夏季少雨，致使西部区域逐年退化；从大兴安岭腹地起源的伊敏河水(额尔古纳河上游支流)，在流经呼伦贝尔草原东侧与海拉尔河交汇处，1998年早春出现了断流。应该记住，自古以来这里一直雨量充沛、是河流纵横的水源充裕之地!
以大兴安岭为主体的生态屏障系统受到侵蚀，自我调节能力衰减，气候的紊乱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无需专家向人们阐释。
谈到这里，可以肯定地说，那连绵的大雨在变得光秃和裸露的嫩江水系河源地带，裹挟着千百万吨泥土和沙石奔腾而下，顷刻间吞噬人类的家园，就是必然无疑的事情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8年盛夏的大水，是我们自己漫不经心撒下的“种子”，也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沉重的“收获”。
《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作者的告诫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作为个人变得更负责任，必须用严厉的眼光检查我们自己身上的哪些思想习惯和行为反映着——而且也导致了——这场严重的危机。”
当我们怨恨无情的洪水之时，更应该深刻地反省我们自己，反思我们那并不光彩的过去，反思我们头脑中隐含着的愚昧的观念，反思我们一贯对大自然采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还有我们那与长远利益相矛盾、相冲突的行为。一句话，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大自然、加倍地爱护大自然。
早在1939年，法国历史学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北方，欧亚大陆纵向的草原地带是直接连接于西伯利亚气候支配下的北极森林区域，这个地带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以至于蒙古和满洲的北方边境。在它的中部有三个正在沙漠化的中心地区渐渐地变成了不毛之地：在河中地区(乌浒河外地)的克齐尔库姆沙漠与在阿姆河南的哈拉库姆沙漠；在塔里木河所环绕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是戈壁沙漠，这是一片从西南伸展到东北的广大的地带，它在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一直伸展到满洲边境的内兴安岭。就在那里，三个大沙漠像癌扩散似的在蚕食着草原地带，它们从原始时期起就没有停止过向后者的蚕食。”
这是专家的告诫。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大兴安岭森林、呼伦贝尔草原，同那漫无边际的沙漠，两者只有一步之隔，这是无法更改的地理构造。也可以说，人们引以为荣的大草原，不过是沙漠上的一片绿洲。这也是人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缩影。既然边远的生态屏障地带面临如此危机，那些生态环境衰败的区域面临的困境就无须赘述了。
有位负责森林工业的官员曾说过一句话：
“眼下，爷还活不好，管得了孙子吗?”
这句话听起来真让人心惊胆战。
大水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动作?这是值得每一个人认真思考的新课题。作为决策者，有必要反省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缓解人口压力、寻求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进行审度和均衡把握。那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前提急功近利的行为，对于未来而言，真是一种罪孽。作为决策者，有必要将生态屏障地带列为生态战略区域予以特殊保护，在这一影响全局和事关未来的战略区域，要以生态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同时作为重要参照系，作为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去奋斗、去实现。而每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亟需树立全新的、面向未来的生态环境价值观，用通俗一点的话说，从自身做起，爱护每一棵树木，珍惜每一片绿色的植被视其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未来，我们的明天，已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子孙的命运，也将由我们的行为来决定。
这场大水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在以往的教训中汲取必不可少的生态智慧。
1998年10月17日
乌热尔图，作家，现居海拉尔市。主要著作有《琥珀色的篝火》、《七叉犄角的公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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